北大教授称应尽早放开人口生育限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指出，与新生儿数量同步减少的，是育龄妇女的数量。“20岁到39岁是妇女生育高峰年龄，目前育龄人群的队列规模和比重都在下降，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的限制应该尽早放开。2000年以后出生的育龄人口更少，一旦错过眼前这批育龄人群的生育高峰，生育率想要恢复就更难了。”
“单独两孩”和“全面二孩”先后于2013年12月28日和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二孩”实施已满五年，陆杰华认为，下一次政策调整最可能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放开三孩”，另一个就是“全面放开”。
公安部发布的《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人，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虽然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一数据还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陆杰华表示，与新生儿数量同步减少的，是育龄妇女的数量。“20岁到39岁是妇女生育高峰年龄，目前育龄人群的队列规模和比重都在下降，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的限制应该尽早放开。2000年以后出生的育龄人口更少，一旦错过眼前这批育龄人群的生育高峰，生育率想要恢复就更难了。”
但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就能解决问题吗？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能否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陆杰华认为效果是不一定如预期的。“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可能就需要采取其他的政策。根据我们的研究，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更难。政府鼓励，老百姓不响应怎么办？可能就要涉及到发放生育津贴、减少税收、家庭养老，还有推迟退休年龄等一系列相关政策。”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我建议，家庭里有一个或者多个孩子的话，这个家庭就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负担有大幅度地减轻。”宋丽敏表示，可以根据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和数量，实行递进式生育津贴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养孩子过程中使用的母婴商品，其税收都应有所减免，这样会更科学和人性化，体现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现在的男性只有陪产假，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可能会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女性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削减。我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提高人们结婚意愿
缩短生育周期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人们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认为，现在不结婚、晚婚的人数增长，一定程度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没有婚姻何谈生育？从社会政策角度讲，提高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的结婚意愿，缩短生育周期是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