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相隔一米取证 做实万页证据

——深圳扫黑民警疫情期间死磕特大网络“套路贷”案件

深圳扫黑除恶民警疫情期间“逆行”办案。 通讯员 鑫韵 摄

见圳客户端·深圳新闻网2020年11月18日讯（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燕 通讯员 鑫韵）这是深圳扫黑除恶征程中绝无仅有的一幕：为了安全取证，侦办民警与受害人都戴着口罩、护目镜，相隔至少一米远，双方提高嗓音你问我答，而取证的地点有时候在办公室，有时候干脆就在空旷的马路上……

“案子不等人！”1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扫黑除恶攻坚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刘洋（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让深圳扫黑除恶民警疫情期间还“逆行”死磕到底的，是一起特大网络“套路贷”案件。该案于疫情暴发前夕成功收网，疫情期间克服困难推进、取证，最终形成长达万余页的扎实证据素材，让一个特大网络“套路贷”团伙的恶行无处遁形。

为安全取证 马路上“做材料”

“办‘套路贷’案子的一大难点就是受害人难找。”刘洋介绍说，这个特大网络“套路贷”案子尤其如此。该案涉案人数众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被害人多为低收入群体，偿还能力有限，寻求网贷基本上都为短期生活应急。

“被挂电话是家常便饭，有的以为我们是骗子，有的以为我们是平台催收的，还有的压根不愿意再提借贷这档子事……”说起打电话寻找受害人取证，刘洋一肚子苦水：“100个电话打出去，能有5个人配合，成功率就算相当高了。”为了找受害人，攻坚队还专门腾出一间大办公室，让民警当起“话务员”。每个民警手上分配几百个电话号码，从早打到晚，期间发生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次，一位民警找刘洋“诉苦”，说自己被投诉电话骚扰，仔细一了解情况，原来是受害人投诉的。得知情况的刘洋顿时也哭笑不得。

遇到愿意配合的受害人，民警们都如获至宝。“为了不打扰受害人工作，我们办案民警基本都是晚上、节假日去做取证工作，所以大家周末常常都被排满了，一天跑好几个地方。”让刘洋记忆深刻的一次，办案民警为了不惊动周围人，将受害人单独约出来，但疫情期间商家没开门，没地方可以坐下来谈，不得已，办案民警就站在空旷的马路边上，以汽车引擎盖为“桌”，将电脑放在“桌”上记录，完成了对受害人的取证工作。“该案厚厚的两箱子卷宗材料基本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刘洋说。

有人借款几千元被垒高至几十万债务

在一名名受害人的控诉中，这个“套路贷”团伙的恶行被揭发出来。“这伙人比较可恶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层层设套设置高额的‘砍头息’，一个是软暴力催收。”全程跟进该案的深圳市公安局扫黑除恶攻坚队法制大队大队长宾海（化名）总结道。据他介绍，该团伙对旗下所有短期小额网贷APP进行宣传时，均宣称无抵押、无担保、低利息、放款快，诱使借款人去借款。但在借款人操作页面借款时，该团伙却对所需收取的费用做模糊处理，虚设并隐瞒高额费用，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借款人签订虚高债务合同。

“比如，借款人借2000元，平台就会以‘砍头息’的方式抽600元，借款人实际到账仅有1400元。但到期还款时，借款人仍然要按照2000元加利息还款，逾期不还将被收取高额的逾期费。”为了让借款人多借款，在借款到期后，该团伙还“善意”向对方推荐其他借款平台（其实有些就是该团伙所有），让其不断“借新还旧”“以贷养贷”，最后陷入无休止的“借钱-还钱-借钱”泥潭无法自拔。“我们测算过，一个平台这样折腾一个借款人三次，基本就可以不用自己的本金出来运作，后续直接拿借款人的钱‘套路’借款人。”

有的受害人因此被“套路”出巨额债务。“有个受害人，最初只借了一两千块应急，结果被上述方式层层垒高债务，最后借款金额高达三四十万。”宾海回忆说，借款人的手机里装满了各种短期小额网络贷款APP，自己都搞不清楚具体欠了哪个平台多少钱，每次逾期被对方催收时才知道。

不堪软暴力催收精神压力巨大

一旦被“套路贷”缠身还不上时，受害人往往会被各种软暴力催收。“用该团伙的行话讲，叫‘爆通讯录’。”在借款之初，受害人无一例外被要求超范围提供个人信息，比如，注册时需提供身份证照片、紧急联系人、运营商服务密码等信息，一旦逾期不还款，该团伙就安排人挨个给受害人及通讯录中的亲友、同事打电话、发短信骚扰，严重滋扰受害人正常生活，给受害人带来极大精神压力。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自己及家人天天被骚扰，每天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身心交瘁，悔恨不已。”不仅如此，该团伙还将有的受害人身份证做成募捐彩信，群发给受害人及其亲友手机，千方百计逼迫受害人还款。

“这个案子的告破不仅狠狠打击了‘软暴力’催收行为，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而且严厉打击了网络金融行业的乱象，推动金融市场健康良性发展。”宾海说，接下来，深圳公安机关仍将保持严打“套路贷”案件的高压态势，为城市平安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