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菖蒲河相亲的老人。受访者供图
“少女妈妈”与孩子拉着手午睡。受访者供图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传院毕设时。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毕业设计答辩，向来以网红的身份吸引全校的目光。每年新闻系毕业生都会完成上万字的深度调查报道，今年这群95后更是生猛，“少女妈妈”“健康试药人”“老年人的性与爱”……他们正用自己的胸怀与担当，践行新闻理想，关注社会问题。
晶报记者李婷菊／文、图
聚焦“少女妈妈”，
性教育和权益保障同样不能忽视
提起“少女妈妈”，半年前，“裙摆与尿布”小组的成员和社会大众的观念一样，认为她们是一群“贫穷”“弱势”“受教育程度低”“不负责任”的群体。直到经过大半年的深入调查，组长黄惠珊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不宣扬、不鼓励，也不歧视，但我们希望能保障她们的权益。”
一年前，一批传播主题为“全网最小妈妈”视频的平台被国家网信办、工信部点名批评整改。公众对未成年妈妈的视角是猎奇的，“少女妈妈”群体自身是失语的。“裙摆与尿布”小组的6位新闻系学子秉持正本清源的新闻理想，不希望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只停留在道德谴责，她们希望通过毕业设计调查向人们揭示：这些个体为什么要这么早选择成为妈妈？做出选择后她们会后悔吗？这个决定有没有改变她们的生活？她们的生活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半年里，决定以《少女妈妈——未成年女性生育调查》为题的小组成员走遍了黑龙江、河北、河南、陕西、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地，采访了11位未成年妈妈，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她们的生存现状。
小组的一位采访对象少女妈妈李子琳（化名），曾怀揣大学梦想，但在高一时与男友懵懵懂懂地发生了关系怀孕，在亲戚们“堕胎有报应”“堕胎对身体不好”的劝说下，不情愿地生下了小孩，满以为可以重回校园继续读书，但是遭遇了“再也读不懂”的错愕。黄惠珊表示，除了主动想生小孩的受访者，几乎所有的少女妈妈都是“意外”怀孕，又是在犹豫中接受监护人的意见，选择了堕胎或者生下孩子。也几乎所有少女妈妈都遭遇了无法面对后果的狼狈。黄惠珊说：“如果我们国家的性教育，能够早一些，从小就潜移默化地给予她们性观念的教育告诉她们性行为要承担的后果，很多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
小组成员孟凡晶也坦言，自己和身边的人从小到大几乎没有接受过什么性教育，即便深大有《走进性科学》选修课。“部分欧洲国家的性教育不光会告诉你发生性关系要承担的后果，还会培养你具备承担后果的能力，我觉得这才是性教育。”黄惠珊说。
同样令组员感动的少女妈妈还有李冬雪（化名），大学里意外怀孕的学霸李冬雪，最终以398分的高分考上人大法学系硕士。在“学霸”的光环背后，是同时兼顾在校课程、考研和带小孩的艰辛。“11月正是李冬雪考研路上的攻坚期。在考研前，李冬雪必须把几百页的《经济法》条文全部背下来。恰巧11月的重雾霾天气让女儿得了肺部感染，她一边抱着女儿排队等号，一边看着手机拍下来的法律条文。”李冬雪的经历让组员感动，她们看到了这位少女妈妈的责任担当与向上的人生态度。与此同时，也希望有更多公益组织、社会机制能够给她们以帮助。
揭开老年人隐痛：
关注他们无处安放的性与爱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批95后学生毕业设计题目选择了做《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我们调查发现，老年人的性欲望并不会随着衰老而流逝，老年人是从来都有性生活需求的，我们希望大家能正视老年人的性需求。”
半年里，组员们把深圳莲花山公园、荔枝公园、荔香公园与北京菖蒲河相亲角等老人聚集地访了个遍。采访到来自全国14个不同省份，年龄从60到91岁的47位老人。其中9名是女性。
调查最大的难点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找到愿意谈论性的老人，另一个是官方数据的获得。去北京采访的组员在公园逛了一个星期，凭运气，有时一整天也找不到一个受访者，有时一天能有三四个。有时话头刚聊到主题，对方就直接拒绝了。也不乏遇到不正经的老人对小组中的女孩子开黄腔，毛手毛脚。当组员们试图通过北京的派出所、医院获取有关老年人性犯罪、性功能障碍方面的数据时，得到的回应则是“没有相关数据”和“涉及隐私无法提供”。
可喜的是，调查深入到了家庭关系、社会制度的层面。经过深入攀谈，组员们才了解到，老人们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金钱、独身、丧偶、独居、生理能力下降、没有私人空间、伴侣冷淡、子女反对再婚等等，过着无性的生活。一些老人们为了获得有性的爱，频频相亲，晒存折，付出爱，讨好子女，发生婚外性行为，甚至去嫖娼。至此，组员们才体会到从前被认为“清心寡欲”“不在乎性”的群体，也和年轻人无异。
组长唐梓聪特意引用了朱迪斯·巴特勒的一句话，作为他想向读者传递的态度：“‘我们对待一个事物最苛刻的方式，不是在话语上反对它，而是完全不把它纳入到话语范围内。’我们希望大众能接纳、接受老年人追求自己的性生活，因为除了年龄之外，他们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暗访试药人：
亲身体验还原群体形象
试药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陌生的词汇。“药叉”小组的成员起初也是门外汉，还都是“女汉子”。可别小瞧了这些“女汉子”，做起《广东神农——健康试药人调查实录》的毕设题目，她们对专业性的要求一点也不含糊。
对于试药人这一群体，小组成员并不否认人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公众可能觉得，他们就是为了钱吧，拿生命去挣钱。”
实际上，走近这个角色，她们才发现，试药其实就是药物临床试验，作为药物正式审批上市的一个必需环节，试药人的角色几乎是等同于为科学做贡献的“实验小白鼠”。组长大林向记者解释，几乎所有的药物，除了要做实验室体外模拟试验，还要通过人体试验。人体试验就是针对仿制药和原研药的有效成分在人体内的溶出过程，绘制溶出曲线，以此判断仿制药的药效。这是目前仿制药研发生产环节至关重要的数据。而在现行国际医疗体制下，这是唯一一种能保证药效、且患者用得起的制药途径。
当小组成员们带着各种各样的专业问题去各大医疗中心咨询时，时常会被人以“你们还是回去了解点行业专业知识再来采访吧”而遭到回绝。
半年前，处处碰壁的组员们想到了一个采访途径——亲自去当试药人，体验试药人的生活。
当然，这是暗访。起初6个小组成员全都报名了广州一家临床试验中心。但最终通过健康体检的只有大林和徐英俊。当一组8名受试者分两排对坐，大林用水送下她作为试药人的第一颗药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射向她，护士反复检查口腔以确保她真的把药咽下去了。她感到了由衷的紧张。第一天服药后是紧接着的13次采血，和接下来6天每天一次的采血。采血的空当，她只能回到铺满蓝白条纹床单的病房，看着手机发呆。手臂上的留置针要在一天结束时才能拔掉，测试最后几天，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眼睁睁地看着护士扎了几次才找到她的血管，血液可怜巴巴地、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时，她心想：“做试药人太累了，再也不想体验第二次了。”
深入的调查让她们充分了解了广东试药人群体的现状、构成、发展及影响。也管窥了试药行业的政策变动和随之加剧的种种乱象。并由此了解到中介、临床中心、药监局等多方关系的立场。最后，作为临床试验不可或缺的一环，小组成员还希望厘清试药人受到的权益保护的情况。
这届有点“生猛”的新闻学子，用他们的敢想敢做、胸怀与担当，提交上了他们学业生涯的一份厚重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