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等活的代驾员。
准备出发的外卖员。
原标题：“三无”网约工自己最想要的“订单”在哪里？
晶报2019年02月21日讯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拿起手机就可以预约各种服务——外卖小哥将热腾腾的美食送到家，代驾司机迅速到达餐厅门口，家政人员上门大扫除……这些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人群，被大众统称为“网约工”。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网约工”人数约为7000万；到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1亿，其中全职人员约为2000万人。
外卖员：受伤了才敢为自己放假
下午6点左右，夕阳逐渐收起云层间的余晖，天色开始暗淡下来。梅景地铁站A出口，一座大型购物商场外，10多辆绑着外卖箱的电动自行车沿着路边排成两列，好似在养精蓄锐，安静地等待下一场“战事”的来临。
车子的主人聚集在不远处的商场角落。他们穿着统一的某外卖平台工作服，戴着头盔，倚窗而坐，时而埋头滑动一下发光的手机屏幕，时而跟周围的同事聊上几句。与平时飞驰在马路上的冷峻神情不同，这时的他们脸上有笑、有怒，有轻松也有疲惫。
人群里，来自湖北的孟冉（化名）算是一名初来乍到的新手——两个月前，在朋友的介绍下辞去了电子厂的仓库管理工作，当起外卖骑手。“朋友说这个（外卖）工作比较轻松、自由，比厂里固定时间上下班只在一个地方转要好些，所以就过来了。”在这个30岁的小伙看来，外卖骑手平时可以在外面四处跑，可以跟各色各样的人交流，这确实比坐在工厂里干一天的活要自由许多。但是，送外卖却远不及想象的那样轻松。
“只能说没赶上好时候。”孟冉无奈地笑笑说，时间久了竞争对手多了，市场就没那么大了。他粗略地算了算，平时一天里能有25单外卖生意已是不错的成绩。而在他工作的这两个月里，最多的一次是39单一天。
做外卖骑手的自由还在于可以自己决定休息时间。用孟冉的话说，只要在系统上关闭接单服务，就不会接到送外卖的工作安排。但是对于靠送外卖养家糊口的外卖骑手来说，谁都不敢轻易给自己放假。“我来这里两个月没休息过，只有受伤的时候才去休息了。”说到这里，孟冉低下头吁了一口气。
那是差不多一个月前的事情了。推着电动自行车的孟冉急着给顾客送餐，脚一滑从天桥楼梯上摔了下来。孟冉的手被车子压到，顿时变得红肿，疼痛难忍。而装在车尾外卖箱里的食物也因为摔跤全部洒了出来。无奈之下，孟冉只好向顾客解释道歉，自己掏钱把餐费赔给了顾客。因为手肿没办法骑车，孟冉只好休息了一天，“公司不会管的，也没有说到医院开证明，就自己默默地承受呗。”
孟冉说，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受伤是常有的事，但基本都是骑手自己承担。在孟冉的印象里，应聘外卖骑手并不难，只要到站点经历个普通的面试，上网注册，花钱买套工作服等外卖设备，就可以上路工作了。“劳动合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手头上没有这东西。”孟冉努力回忆称：“刚入职的时候貌似签过一份协议，听说公司会帮骑手购买意外险，但具体怎么赔没有留意，也忘记了，其实当时在厂里也是这样，没怎么看（合同）就把它签了。”
相较于孟冉的“稀里糊涂”入行，在另一家外卖平台当骑手的廖建斌（化名）则“明白”许多。30岁的廖建斌来自河南，在华强北一带送外卖已有两个月时间。为了多赚点钱，春节期间他也没回家与亲人团聚，照旧穿着那件显眼的蓝色工作服奔波在深圳的大街小巷。
“当骑手要去站点应聘，有健康证、身份证就行了。公司对于外卖骑手的要求并不高——全职或者兼职都行，会使用电动车，能看懂导航，会使用智能手机，服从管理，吃苦耐劳，满足这几项要求就能应聘外卖骑手。”廖建斌说，当时没有签协议或者合同，但是有保险，一天一张保单。当天出事了就赔你，过了这天就没有了。没用过保险所以不知道能赔多少，毕竟谁也不希望出事。
像孟冉和廖建斌这样走上网约工岗位的人群并不少，且随着网约服务种类的扩大，从业人员数量还在不断往上涨。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中国参与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国家信息中心预计，2020年，这一人数预计将超1亿人。
代驾员：等一晚上可能只赚几十元
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近年来，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劳动者群体不断壮大，除了大家熟悉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外，代驾司机、网约家政阿姨、上门厨师等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做代驾也就是为了增加收入，现在也不是很好做了，等一晚上，碰碰运气。”晚上9点多，穿着滴滴代驾工作服的张顺一（化名）骑着自行车，照旧停靠在香蜜湖度假村内的一家餐馆大门外，埋头刷着手机。
一个月前，张顺一开始兼职做代驾，白天上半天班，晚上吃完晚饭后出门转悠等平台派单，直到半夜两三点才打道回府。“大部分时间在等单，一个晚上有三四单，每单赚的钱不同，看路程远近。有时候一个晚上就一个单，几十块钱。”张顺一说，刚入职三个月生意都不是很好，因为新手要过考核期，考核期间派的单会相对少一些，尤其是晚上10、11点过后就更少了，一般会把这类单优先派给入职已久的代驾司机。要说经验，张顺一也算是有1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了，但在网约代驾司机这个岗位上，张顺一还只是一个新人。
要想成为一名代驾司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张顺一表示，通过朋友介绍，他在宝安区的一家“为滴滴做管理培训工作的下属公司”报名，“这类公司很多，上网一搜就出来了”。报名要求司机驾龄须在5年以上，张顺一轻松过关。报名后，张顺一还参加了路考，把倒车、侧方位停车、半坡起步等考核项目又重新经历了一遍，“跟考驾照一样严格”。考试合格后，张顺一到公司参与培训，通过后便正式上岗。从报名到成为专业代驾司机，张顺一交了五六百元的成本费，而在这过程中张顺一并没有与公司签署过劳动合同。
“这个不好签，因为签了劳动合同公司就要付你工资，但你不上线接单就没有工资收入了。”在张顺一看来，不签合同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签合同后双方就存在相互约束的关系，如果辞职不干了有可能还会受到附加条件的束缚。但张顺一也明白，缺少了劳动合同，他就少了一份保障，遇到意外了只能靠购买的保险。“我们公司应该是有买（保险），在下单过程中应该就自动附带有了，不用自己买，但具体怎么赔付就不知道了。”张顺一犹犹豫豫地说。
对于代驾司机，滴滴公司回应称，滴滴代驾司机在服务、听单、服务结束后两小时内，都可获得限额为20万元的医疗费用和限额为120万元的死亡伤残保障。具体赔付标准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由保障方案予以承担。与此同时，平台还建立了医药费垫付机制，确保司机在遭受意外时得到及时救治。
家政员：赚钱没旁人想的轻松
不过，也有部分“网约工”得到了劳动合同的保障，37岁的朱婉晴（化名）便是其中之一。2018年，朱婉晴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打工，她与互联网服务平台“58到家”签署了合同。经过平台的培训，朱婉晴成为一名日常保洁员。她的工作从手机客户端接单后开始，带着沉甸甸的工具包前往客户家中，按客户的要求打扫卫生，结束后再到另外一个客户家中重复同样的工作……半年多来，朱婉晴渐渐习惯了在深圳的生活。
对于日常保洁，“58到家”向客户收取的费用是40元／小时。朱婉晴接到订单的服务时长一般为2至4小时，她每天可以完成3到4个订单。除去交给平台每小时3元的提成后，朱婉晴一天的劳动报酬在250元左右。这对于朱婉晴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们老家平均工资是2000元左右，我勤快一些，每个月可以赚6000－7000元。”朱婉晴说，老家不少人得知她的高收入后，还挺羡慕她的，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在外打工的辛苦。
“平台要求不能迟到，我接到的订单大多是第一次上门服务，路不太熟悉。为了在约定时间准时上门，就得提前出门。”早晨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出租屋，朱婉晴的生活很快有了规律。每次接单前，朱婉晴都会格外紧张。她担心订单派得太远，这样她不仅浪费了时间，还要花费额外的交通费用。除此以外，朱婉晴也害怕的是过分挑剔的客户。她曾遇过客户在她服务结束后，指着没弄干净的卫生死角要求朱婉晴重新打扫。朱婉晴描述说，如果保洁员的工作不尽如人意，得到客户给出的差评，保洁员需要接受一天的培训，平台才会继续给她派单。如果客户反馈的意见特别大，保洁员还可能需要接受50至100元的罚款。
从新闻上，朱婉晴看到不少和她一样奔忙于一线的快递员、外卖员等“网约工”，在为人们提供便利服务时也面临着人身伤害的风险。朱婉晴坦言，她对于自身权益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公司并未给她缴社保，只是给她购买了商业保险。在保洁员意外受伤和损坏客户财物时，由保险公司承担80％的损失。至于剩余部分，则需要保洁员自行承担。“走在路上和做事的时候只能小心一点，免得出了差错。”朱婉晴说。
朱婉晴的话在其公司的官网有着相应的印证。根据58到家在官网发布的“用户保障”，58到家与中国平安保险合作，为所有客户购买《雇主责任险》，全程为客户、服务人员和第三方提供财产和安全保障。
即便如此，朱婉晴仍然会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时常担惊受怕。“和公司签的合同里没有底薪，没有社保，只要一停工作，就没有任何收入。”她坦言，不知道自己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多长时间。就朱婉晴所了解的，她的组长在公司工作了3年，已是公司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员工”。
“网约工”纳入工伤保险制度被提上日程
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劳动保障不到位这种“三无”现象发生在许多“网约工”身上。有业内人士表示，“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缺失，与这种新型业态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明确的身份地位界定有着一定关系。
“如果以传统的标准去审视，网约工与网约平台之间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但是，如果说劳动者与网络平台之间完全没有劳动关系，这对那些在网络平台上工作的人也不公平，因为他们毕竟在为网络平台工作，并且网络平台通过他们的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从事劳动法研究的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长征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约平台的发展带来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它和传统的用工方式不一样，这种新型劳动关系的确认不仅需要细致的事实判断，也需要立法进一步明确。
“从以往的电话招工到如今的网约用工，这是社会灵活用工的一种体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志岿表示，网约工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用工形式之一。对于网约工的权益保障，谢志岿认为，目前网约工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较为松散，真正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网约工比例偏低。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平台对网约工提供过多的保障并不公平，网约平台也无能为力。
谢志岿建议，如果网约工与平台之间并未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网约工可考虑以个人身份购买社保。对于目前部分平台为网约工购买低额意外保险的行为，谢志岿表示，该方式可使平台尽到相应责任，也为网约工提供了保障。他建议，在双方权益保障方面，国家应继续研究并找到更多合理、灵活的方法，来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合理平衡。
其实，早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缺失的问题便是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据媒体报道，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提出，新业态从业人员以灵活、弹性、平台、共享等就业形式存在，不具备法定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致使该群体工伤保险缺失，需求迫切。委员们建议，应完善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尽快将该群体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当中。
对此，人社部回应表示，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具有稳定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而新业态重新定义了工作和就业，劳动用工去雇主化、劳动关系灵活化特征愈加明显，“对现行的工商保险制度带来巨大挑战”。目前，多部门已经就“网约工”等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研究推进工作。将适时启动《工伤保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作，把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当中。
而在当下，“网约工”应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劳动合同法》，如果网约工属于全日制工作形式，公司不签署劳动合同，那就违反劳动法规定；如果属于非全日制工作形式，公司不签署劳动合同，那就无法认定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律师符新贤表示，是否应该签署劳动合同，要看“网约工”是否属于全日制。假如属于全日制，建议“网约工”尽快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如若公司不同意，应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请求协助，才能更好保障自己权益。（记者 陈雯莉 姚慧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