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刚过，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南新路又热闹起来。不仅数十家“高大上”的科技企业在忙碌运转，退而不休的老人艺术队也已在“1983创意小镇”的街区内开始谋划来年的“春晚”。
时光倒流40年，这里全村集体收入仅7000元，村里靠借贷买番薯维持村民生计，逃港现象严重。如今，这个贫困小乡村已从过去的建物业收租金的“种房子”发展方式转变成现在的培养科技创新企业的“种高科技企业”，成长为集体固定资产达35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5万元的现代化经济体。有人把这里誉为“中国第一村”。
“我最不愿意南岭村戴上这个帽子。”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说，“南岭村只是深圳600多个社区之一，改革开放让南岭村走上发展的正确道路，改革创新精神也成为了这里持续发展的动力。说白了，南岭村只能算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一个微观景象，远谈不上‘第一’。”
人物小档案
张伟基。南方日报记者罗斌豪摄
张伟基，1945年出生，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原党支部书记。改革开放后，带领南岭村群众将过去贫穷的小山村发展为全国知名的富裕村。
张育彪。南方日报记者 罗斌豪 摄
张育彪，1974年出生，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199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南岭村工作，2001年起担任村党总支部书记。2006年，南岭成立社区党委，其任党委书记至今。
奋斗者说
村里的好日子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最重要的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抓住机遇，敢闯敢拼。——张伟基
我的梦想，就是在改革开放50周年的时候，把我们南岭村发展成为一流的现代企业集团，培育两至三个优质的高科技企业。——张育彪
脱贫“洗脚上田”倒逼出深圳第一家内联企业
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是一个仅有百余户居民的小村庄，面积约4平方公里，生产靠贷款、粮食靠返销、生活靠救济。
“那时候太穷，连口稀饭都很难喝上，村里靠贷款，还要派人去别处购买红薯充饥，大家才能勉强活下去。”时任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的张伟基向记者描述20世纪70年代南岭村的样子。
今年73岁的张伟基个子不高，尽管做过两次大手术，但走路稳健，中气十足。“有逃港村民说‘死了以后，骨灰都不想吹回南岭来’的话刺痛了我。”张伟基回忆，穷则思变，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传出来后，他1979年就带着村民热火朝天地落实“分田到户”。
“原本20多天才能干完的活，分田到户后四五天就可以干完，而且产量还高。”张伟基说，他索性把剩余的劳动力拉去搞副业，比如到罗湖火车站把客人用人力车拉到深圳市中心，“拉一趟就可以赚3到5块钱”。
“副业”并非长久之计，当时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1间小型粮食加工厂已是南岭村全部家底，发展农业也并无多少出路。眼看南岭村有闲置的土地，张伟基决定“洗脚上田”，把主意打在了“内联外引”建工厂上。
1980年初，经张伟基百般游说、多方沟通，南岭村准备引进内地一家电子厂一起合办内联厂。但合办报告送审后，久久未见批复。于是，张伟基就“缠”上了审批负责人，“你不批，我是不会走的”。最终这位负责人被他打动，深圳第一家内联企业就这样在南岭村诞生了。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启动，南岭村的发展也正式上了轨道。
“当时，不少香港客商到宝安寻找商机，他们一般住在新安酒店。我就带着两个村干部蹲守在酒店外。一看到港商就主动上前联络，请他们到村里考察，投资办厂。”张伟基说。然而，南岭村连一平方米的水泥路都没有，更别说水、电这些办厂的必备硬件。为留住港商，张伟基带领村干部和村民一起开始整治环境，一担担从山上挑土填平路基，突击修路，种树绿化，美化村容村貌。
“后来港商到南岭村一看，我们这儿虽然穷，但是干干净净，就留下了。”回忆当年的那段艰苦岁月，张伟基笑了。随着第一家塑胶花加工厂的落地，外商纷至沓来，仅一年的时间，七八家电子、玩具、钟表等外资企业接二连三在南岭村落户。
雪球越滚越大，到了1986年，南岭村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区，内联外引企业14家，大部分村民进厂务工，农民变成了企业员工，南岭村也实现了第一次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型。
开拓 依托土地资源培育“会下金蛋的母鸡”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步步深入，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张伟基1983年由村民投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带头人”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他明显感到社会上的“蜚短流长”：“比如多引进外资，有人就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要划出一块地给外商承包，有人就说搞租界等等，大家会担心发展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
1984年、1992年，邓小平两次视察广东让南国的春天更加明媚。借此“东风”，张伟基带领南岭村先后建成4个工业区。“父亲一再强调‘不杀下金蛋的母鸡’，而这只母鸡就是依托宝贵的土地资源形成的村集体经济。”接受采访时，张伟基的儿子张育彪陪在身旁，不时为记者“翻译”老人的客家话。
张育彪2001年接过父亲的“改革大棒”，当选为南岭村“掌门人”。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父辈的辛劳和坚定他看在眼里，对个中艰辛也了然于心。“说实话，这份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但南岭村就像是一名出现在电视直播中的长跑运动员，自己不能中途退出。”张育彪1994年大学毕业后回村，从村的团支部书记做起，“有些人说我靠父亲，我就得证明给他们看，我会怎样带着这条村继续发展下去”。
“那时村里靠着厂房物业的‘租金模式’获得了发展。”再进一步，张育彪要做的是依托社区土地等资源，“培养会下金蛋的母鸡”。接棒后的张育彪迅速发展旅游业和商贸业，使南岭村经济发展模式由“物业型”向“实业型”转变，实现了从工业经济到全面发展的第二次转型升级。2014年，南岭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亿元，税收2亿元。
创新 致力培养高科技企业梦想带村民敲钟上市
创业容易守业难。
这个全国知名的先富起来的社区，过去多年发展路径依赖的是“房东经济”。如果循着父亲的规矩“守业”，张育彪的日子短期内不会差。但他担心，在国家产业调结构、促转型的大背景下，南岭村如果为落后产能当“房东”，还能富多久？
2014年，南岭村位于布沙路边一处7000平方米的厂房，自从和企业解除租赁合同后，已经空了大半年。虽然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询租，但南岭村就是不肯轻易放租。
张育彪专门到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去“取经”。回深后，他和同事们带着“思考”走访了深圳南山科技园、龙岗天安数码城，最后决定在那块空置地上“种产业”——南岭股份合作公司联手清华大学旗下的启迪控股，联合打造一个主题科技园。其中，南岭村以物业入股，前4年免租，同时占科技企业孵化投资基金50%股份。
于是，曾经的“三来一补”电子厂和旧宿舍被三栋显眼的现代化建筑所取代，这里也成为了南岭村首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转型升级项目。张育彪说，单纯搞房地产买卖或出租，然后村民靠房子吃饭，看上去“一夜暴富”，实则不是好事，村民更期待的是年年有分红，“这必须靠再次转型，靠创新驱动来实现”。
这是一次艰难的转型，一开始自然会有人不理解，张育彪给老一辈村民们做思想工作：“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你们老一辈敢想敢干，敢为人先，以前那么苦，都干出来了。你们教了我们几十年的价值观，今天不让我们这么做是不可能的。请相信我们年轻人的闯劲。”
2017年，南岭村设立深圳市首个社区股份公司创投基金，锁定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新能源、5G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了十余家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都不错，有的已经形成了“产出”。比如，由世界顶级生命科学专家领衔的“康体生命”就已研发出驼类纳米抗体技术，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
“过去我们靠种田、‘种’房子，现在我们要‘种’高科技。我有信心培育出一到两家高科技企业，做大做强，将来有一天，我要带着南岭村民去敲钟上市。”张育彪说。
（见习记者 王越莹 记者 谢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