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相关话题一直广受热议。无论是去年年底万科推出“万村计划”对部分城中村进行综合性改造，还是今年深圳推行相关政策进行城中村统租改造，每一个举措都与相关租赁群体息息相关。不过，这些措施无一例外都遭到了部分群体的强烈反对。不少人认为改造后的城中村住房租金将大幅提升，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也意味着要将他们“驱赶”出深圳。对此，该部分群体表示不能接受，近期爆发的富士康员工要求集体涨薪以应对即将上涨的房租一事便是这种抵触意志的外显。
因住房成本上升而产生的人员去留问题其实在国内外早有实例。北京去年就传出过两篇分别由媒体人和科研人员撰写的热文，表示北京的高房价在促使他们“出逃”；上海也被爆出因房屋整治、产业升级等原因而让不少人望而生畏；温哥华过去一年的房价暴涨25%，维多利亚上升17.6%，这让许多年轻家庭看不到买房的希望，纷纷搬离都市圈。此外，纽约、东京、巴黎、首尔都曾发生或正在发生高房价“赶人”的事情。城市的发展与部分居住者的去留似乎成了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得不面对的矛盾。要解决这一难题，充分理解其本质是一场关于需求的博弈是很有必要的。
城中村改造之于深圳，是城市发展国际化的必经之路。深圳当前的城市定位是对标国际化大都市，是在全世界打响属于自身“创新之城”的名号，那么转移低效能的产业、保留可带来较高效益的高新技术及金融等产业则为正确决策。此外，将建筑规划不合理、安全隐患多、维护成本较大的城中村改造成集住宿、社区、教育、办公、医疗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住宅片区，对于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深圳而言同样是进一步城市化必不可少的需求之一。因此，深圳政府落实相关城中村改造计划是势在必行。
城中村改造之于主导企业，是实现长远战略的布局需要。企业在回报周期较长的城中村改造计划中投入大量资源，看似有些“吃力不讨好”，但因相关计划除了长租公寓外，还涉及到社区商业、社区教育、产业办公等业态的综合运营，其中存在较大的潜藏盈利空间，值得企业去挖掘。从长远来看，协助政府部门完成城中村统租改造是有利可图的，值得企业纳入长远战略。
城中村改造之于租赁群体，有着不同条件、需求下的天差地别的影响。在城中村居住的市民中，有在科技公司上班的程序员、有在银行工作的白领、有在工厂中做流水线的工人、有在城中村里做小生意的老板······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工作为自身创造出不同的经济条件，却因同一个计划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租金上涨。对于经济压力较小的居民，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是各方面环境条件的改善，更加符合他们“住得好”的需求。但对于无力支付即将到来的高额租金的群体而言，该项计划显然拔高了他们对于“住”的基本需求的门槛，侵蚀了他们在深长居的意志和愿望，而预期中较大的生存压力以及疑似被“赶”的心态更是让他们对该计划产生较强的抗拒心理，并在集群效应下对计划的施行形成明显阻力。
从一项租赁市场的改造计划，衍生出一系列持续发酵的社会问题和讨论，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围绕着“需求”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多方博弈。政府着眼于发展，着眼于深圳城市规划和发展进程，必以城中村改造为手段，以城市国际化为最终目的，即使相关过程中不得不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但也会为了在历史之长河中留下重要的一笔，不得已而为之。企业追逐利益，“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催促他们在合法范围内获取竞争优势，即使因此背负骂名，也会“忍辱负重”地不断前行。租户追求生活，一旦居无定所，生活的基础便无从说起，万事举步维艰。
如何协调好各方需求并解决发展和淘汰之间的矛盾，需要地方政府、主要企业及涉事群体共同参与到对计划的讨论中来，高效率地探讨方案的可行性及对各方需求的满足程度，尽量避免出现单方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积极促进“多赢”局面落成。（作者：温程裕、林婕、林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