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山寨手机在巴基斯坦销售受阻，许多人又开始关注深圳山寨机的命运。其实，山寨机的生产并不局限于深圳，但由于山寨机主要是在深圳出货，所以，山寨也就和深圳牢牢联系在一起。
但不管山寨机产在哪里，作为一种以半地下形态生存的产品，总不能一辈子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TO BE OR NOT TO BE，是招安还是消灭，国家早晚也该有个明确的说法。
当然，山寨机要想讨说法，首选得看看国家现在对于手机生产是个什么说法。现在，国家对于手机生产企业采取的还是发牌制度，最早采取的审批发牌的办法，三年前改成了核准发牌的制度。现在，全国拥有牌照的手机生产企业近百家，既有联想、长虹这样的大牌，但绝大多数是一些谁也没有听说过的牌子，姑且称之为有牌照的杂牌吧。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对于生产手机发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在给手机制造商发牌的时候，手机还是真正的双高产品，一高是高科技，因为每一款手机从芯片到外壳都要独立设计，所以，就是国际大牌，一年也就推那么十几款新机，技术要求高得很。二高是高价格，手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个大件，记得笔者在1995年成为手机用户时，连手机带入网花了一万多块。所以，对于这样的双高产品，对于习惯于父爱主义的中国政府，不替升斗小民管住是不可想象的。客观地说，对于制造能力高度过剩的中国而言，这种发牌制也确实起到了规范市场和维护用户权益的作用。
可是，事过境迁，世易时移。如今的手机，双高特征早已荡然无存。
先说高科技，由于一间名叫联发科的公司通过手机标准化芯片的研制，让手机的生产大为简化，大家只要采购联发科的芯片，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手机外壳，就可以把手机成品生产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上万家公司介入山寨机的原因。因为手机的生产现在根本就不算高科技，它的制造，就象在电脑城里组装一个PC机那么简单。我们如果能够容忍电脑城里DIY的电脑，我们也就应该能够容忍在工厂里DIY的手机。
再说高价格，在没有黑手机的时代，客观地说，手机很少有一千元以下的，确实算个大件。可是，自从有了山寨机，手机早已变成了普通的消耗品，因为它很少有一千元以上的。主流品种也就在三五百元之谱。这个价格，就连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都是用得起，丢得起，坏了买个新的，大家也不是很计较售后服务的质量。
手机从双高产品，变成了双低产品，自然管理者的思路也应该跟上。现在，山寨机已经占据了不同市场的三成到五成的份额，年销售额数百亿，要彻底消灭已不可能。同时，我们大多数有牌的企业，干的也不过是山寨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有牌与无牌，已不是质量高低的分野，我们再去固守发牌制度，只会让这个行业更加混乱。
解决山寨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对此，行内人士早有共识。就是降低身份门槛，抬高市场门槛。降低身份门槛，就是改革发牌制度，将较为繁琐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让企业不致于为了一张牌照而无法进入一个行业。抬高市场门槛，就是对于手机的市场监管要加强，对于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环保标准等加强监管。这样，事实上就能做到对山寨工厂的分类管理，有理想的山寨厂会被招安，那些不打算走合法道路的山寨厂会受到严打。
总之，山寨机已经靠着自身实力闯出了一片天。这种草根力量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之一。面对这种“野蛮生长”，我们最好不要一上来就用这证那证来管，用这码那码来卡。给企业一个合理的、宽松的成长空间，这才是政府管理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