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高层纷赴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经济发达区域调研，特别关注外贸和金融形势。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大，增长趋缓的背景下，高层的集体调研传递出鲜明信号，即经济存在“大落”隐忧，当前，应将避免经济“大落”作为调控主要目标。
经济确实遇到诸多困难。出口导向型企业集体喊亏，外贸增幅大比例下降；调控政策持续收紧，投资迅猛降温；消费虽有增长，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幅有限。与此同时，石油等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传统贸易国消费能力下降，国内劳动政策、环保政策加力，信贷政策“卡喉”，均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或已走到“拐点”，即持续高增长成为过去式。
尽管遭遇“拐点”，但从国际分工需求、中国市场增长空间以及中国经济自身特点看，并不存在“大落”基础，换言之，中国经济确实在和“中国制造”支撑的增长模式缓慢告别，但是，新的增长因素也在孕育之中。
中国经济持续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是国际制造业大转移，劳动力、能源、环境等综合低成本成就了“中国制造”。伴随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形成，国际国内资本产生了庞大的投资需求，急剧城市化进程中，投资和消费需求同时扩大，加上“比价效应”，各种目的的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资产”价格攀升，财富迅速堆积。
这个过程和当年日本、“四小龙”的飞速成长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中国大陆腹地更为辽阔，内部经济落差巨大，市场潜力非常可观，另外，中国对开放资本始终谨慎，对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领域的改革开放非常小心。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自我调节和平衡的能力远强于其他经济体，不会因为出口明显下降而导致整体经济“大落”。
其实，减少贸易顺差、提高出口“门槛”本在经济调控政策目标之中。近几年，我国通过改善劳动政策、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提高资源环境消耗成本等办法，一直在主动“逼迫”出口导向型企业转型，并希望借此提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外贸增长放缓，出口企业集体喊亏，本在政策预期之中，只是由于美国等主要贸易国经济出现问题，和资源价格飞涨等因素加重了出口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
应该说，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低附加值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迟早要遭遇普遍困难这一“劫”。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一“劫”来得有点快有点猛，很多企业适应不过来，还没有为“转型”做好充分准备。
国际产业分工说到底是各种资源实现国际化配置，并因此产生比较优势。中国业已形成的产业基础，仍然相对大大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自身市场潜力等，都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将长期具备竞争优势，伴随中国企业整体向产业链高端“升级”，完全可能保持适度增长。
国内消费能力提升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被寄予厚望。消费水平难以迅速提高，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水平太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城乡、地区差别巨大等。遏制消费水平提升的因素短期内很难改观，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保障投入力度加大，特别是大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量变的累积终究会产生质变。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调研后表示，“国民经济继续朝着预期方向发展”。这并非无视现实存在的困难，更不只是为了“鼓劲”，而是表达对“困难”发生有充分预期，对经济前景信心仍在。
去年以来，权威部门和关键人物在预期中国经济前景时，经常有“外围因素更加复杂带来不确定风险增加”的说法。近半年来，透过国际市场各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可以深刻体会上述说法的准确性和预见性。摆脱国际市场“动荡”的干扰，专心于经济肌体质量的提升，中国经济就不可能陷入“大落”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