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