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营环境最宽松

    晶报：招商银行的成功，让很多城市向招行伸出橄榄枝，您当初想过要把招行迁到北京上海吗？

    王世桢：在这些年办银行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深圳这个地方，发展金融业没有给予什么政治性限制条件。这正是深圳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招商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总部搬迁了多次。第一次搬到蛇口工业区大厦，这是招商银行第二代总部。当时招行已增资扩股，成为股份制银行，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将总部从蛇口搬迁到深圳市区，得到人民银行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1992年，我们搬迁到深圳市区，当时没有钱，就搬到深纺工业大厦，那是招商银行第三个总部，后来深纺大厦不够用了，就搬迁到新闻大厦。

    当时，我们在深圳迟迟没有建自己的大楼。很多人问，你怎么不在深圳造楼啊，当时市里领导包括厉有为他们也问过我，你是不是想走，去北京或者去上海？其实，我们在深圳不造楼，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个实力。招行总部这个大楼，也是快要到我要离任的时候，1997才开始建的，到2002年才搬迁过来。

    我当时说，在我任内，招商银行是不会离开深圳的。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对招商银行来说，政策上是宽松的，政府从来没有给我下过一笔款的任务，他们可以介绍项目，但从来没有下过指令性的贷款。搬到北京可以靠近中央，搬到上海可以进入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我担心搬去之后，到时候婆婆太多，很麻烦。但在深圳这个地方，“婆婆”不是不管你，但总是对你这么信任，政策很宽松，我们办银行就是需要这样宽松的环境。

    观点

    不创新就没活路

    王世桢从造船工程师成为招行掌门人，被誉为“外行管理内行”，完成这种角色转变关键在哪里？

    王世桢认为，关键就在于学习。招行创办之初，银行小，从资本上，从实力上不可能与4大专有银行竞争，因此只能打破各种框框，向西方和香港金融界及国内先进学习。

    在已有国际业务、外汇业务基础上，招行1989年7月1日获准独家首办离岸金融业务，并大获成功，成为招商银行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当时，中国内地没有一家银行有这项业务。在境外，银行离岸业务都做得很大，台湾有200多亿美元的离岸业务，香港、新加坡离岸业务，则高达4000-5000多亿美元。招行正是向国外学习这么做的。

    招行不仅经营向老外学，管理也向老外学。如ISO9000，即便是外国大银行，也未必都获此管理绿卡。招行认定银行管理要想更上一层楼，一定要有国际意识，按国际标准去做。虽然搞ISO9000很麻烦，但招行坚持要自讨苦吃，并且志在必得。1997年4月8日，招行在10周年庆典时如期获得此国际质量管理认证，这也是中国最早获得这一国际通行证的商业银行。

    王世桢特别指出，不创新就没有活路。招商银行开发电脑储蓄业务，改革传统储蓄方法，开始个人银行服务创新探索；开发电脑会计记账程序，实现会计记账电脑化，大大提高业务办理效率。1987年10月28日在深圳率先开办房产抵押贷款，受到蛇口工业区广大群众欢迎。1995年初，招商银行独创储蓄“存款凭证卡”，一举取代传统存折，存款凭证卡的卡号视同账号，必须与个人密码同时使用，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储户携带多本存折不方便且缺乏安全保密性的难题。在储蓄“存款凭证卡”基础上，招行后来推出“一卡通”，率先实现“一卡通”ATM全国联网、实现全国POS消费联网，而“一卡通”对后来确立招商银行在个人储蓄业务领域的领先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 余彦君)

    人物简介

    王世桢

    招商银行首任行长

    1933年生，籍贯江苏，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教授级工程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名誉工商管理博士。早年是中国远洋局涉外买船造船高级工程师，1985年出任香港招商局董事副总经理，辅佐当时“改革先锋”袁庚做工业、投资、旅游。

    1987年，王世桢参与筹备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直至1999年主动请退。从1987年到1999年，王世桢以一张小小的“一卡通”，让“名不见经传”的招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尽领风骚，缔造了无数中国金融界的第一。1999-2001年任招商银行常务副董事长。

    我从造船工程师到银行家的过程，就是不断打破各种框框，向西方和香港金融界及国内外先进理论和企业学习的过程。”——王世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