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 １９９２年“８·１０事件”，说实在的是领导上的疏忽，首先是我的疏忽，一个疏忽，竟酿成一个事件。

    那时股票发行方式不像现在上网发行，而是采用拿身份证买表抽签，这种发行方式已经做过两次，中间有很多争论，市长郑良玉也明白，他主张再冒一次险，这次有６家公司同时上市，还是采用抽签方式，发行１０００万张表，就可以收回１０个亿，用这笔钱来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当时规定每个人可以买１０张表，中签率１０％，没什么风险，中一张签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赚一到两万元。因为赚钱效应，吸引全国各地百万股民南下深圳，有人甚至到农村收购身份证，多得拿麻袋装。由于发行方式本身有问题，投机变成了疯狂，加上中间出现舞弊行为，导致发生“８·１０事件”，的确后果比想像的要严重。最后中央追查，发了一个通报，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我作为市委书记负一定领导责任。后来郑良玉调走了，到江西当副省长，张鸿义去了香港中国银行。

    ８月１０日那天晚上，正好宴请陈慕华副委员长，我和郑良玉作陪。吃饭中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了，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一听，来不及去办公室，急忙赶到传达室，与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游行队伍很快就到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秩序相当混乱，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怎么办？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明年５００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决策有错误，股票发行本身有缺陷，买股票没有任何风险，稳赚不赔，利益使得他们急红了眼。有人怀疑，说这个办法行吗？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我就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５００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听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去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当晚召开局级以上干部开会，安排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维持秩序，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后来又想到一个环节，抽签表能赶印出来吗？赶快找人民银行行长来问，他了解一下说，恐怕印不出来。我下死命令，无论如何明天８点前必须印出来！他考虑一阵子说，那就减几道工序，早上８点前印一部分，１２点前印一部分。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一点钟左右，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８·１０”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番。又过了半小时，李鹏同志也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我们动用明年股票发行额度，事情已经平息，股民都去排队去了。我告诉他，当时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就是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都可以。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凌晨两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又报告一番。一夜就这样过去，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事情发生在小平视察南方不久，如果冲击边检，冲击机关，出现重大冲突与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也死定了。现在看，那时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第一，要有科学态度，准确的分析判断，按正常程序要请示，如上头一时不批，你也没有办法。第二，敢于负责任，当机立断，自己落处分就处分，国家不能出大事。(记者樊鹏整理 钱汉江编审 李灏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