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闻网评论员 方圆

    公开市长电话对城市管理所起的作用有多大？这几天，随着媒体对昆明大规模公布官员电话的报道，以及部分媒体对地方官员公布电话的呼吁，相关问题也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作为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要不要公布市长的电话，并不是某人某媒体建议就能轻易实施的。在一个科学、高效、法制的行政体系中，任何一项管理政策的出台，都应该有必要性、可行性、施行效果的论证。

    公布电话、官员接访、民心桥、直通车……其实，不管拉近官员与百姓距离的形式有多少种，其落脚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关注民生，让老百姓的诉求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表达，让市民与政府管理者可以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民生的前提就是要有完善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

    然而，正如我们经常说爱人助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行动，完善民意表达渠道更不是一种作秀，而是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机制和制度来保证，这比公布市长电话更重要。

    一个高效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靠公布市长电话来关注民生。

    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其中一项转变就是专业化、职业化。具体到政府管理而言，就是科学施政、责任分明。说白了就是市长管市长的事，村长管村长的事。每级官员、政府都要权责明确，级次分明，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行政系统的运作效率。

    每次提到有效的公务员队伍，香港都会做为一个模范被大家津津乐道。在香港多年的行政管理中，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个行政长官或哪个署的高官公布电话，并以此展示自己亲民勤政的。在香港这个崇尚专业的社会中，市民更清楚，如果到了要行政长官靠接市民投诉电话了解民意、解决民生的地步，那恰恰说明了这个管理体系的失败。

    责任政府更需要坚持完备的程序正义。

    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由人治到法治，由法治再到法制。同样对政府来说，在法制社会中，也要用法制的精神来约束自身，也就是政府行为本身也要符合程序，服从制度。正如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的那样，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

    从这个层面，“昆明做法”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此大规模的公布官员电话，给一个城市的老百姓一个许诺，一种希望，有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论证和通过？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是否意味着今天可以公布，明天就可以取消？

    之所以强调政府行为要遵守程序，因为没有程序论证就很可能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做保障，就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也就是说，公布市长电话后有没有人接听，接听后通过何种渠道进行处理，若没有处理或对处理结果有意见如何反馈……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匆忙公布电话显然不是负责任的政府行为。

    完善民意表达渠道，深圳一直在进行制度探索。

    关注民生，了解民情，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行政之本，深圳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深圳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比较早，市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愿望比较强烈，因此深圳也更早的在完善民意渠道方面进行了多种制度探索。

    在传统的信访方面，深圳除充分发挥信访办等职能部门作用外，还定期设置领导接访；另外，深圳还开辟了民心桥、直通车等多种形式的沟通方式，这些民意渠道得到了历届领导的重视，新任市委书记刘玉浦来深圳不久就登上直通车，强调党政一把手都要亲自上直通车；在热线电话方面，深圳不仅较早设立了市长专线电话，还在2007年12月12日，正式启动“深圳市人民政府12345公开电话”，市长许宗衡接听了第一个市民投诉电话；此外，还有媒体、两会、现场办公……深圳市民的利益诉求很多元，民意反应的渠道也更加多元。

    比起简单的公布号码、提出口号，建立制度、完善机制无疑要困难的多，后者意味着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责任、更复杂的考虑。

    对于政府来说，做些简单不费力的事，可能能在短期内能得到媒体的关注和百姓的呼应。然而，从长期来看，只有那些真正为百姓着想，尽心尽责的政策、制度，才能有更持久的效果和百姓更真心的拥戴。

    这份工作，可能会让政府感觉不那么轻松，但应是政府必须之为，因为，管理一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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