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闻网讯 12月22日，冬至，阴雨绵绵。
上海南汇区一个农民工宿舍内，29岁的孙建国（化名）斜躺在钢丝床下铺，一只脚搭在床沿上，头枕着几本旧杂志。电视机里正播着电视剧《金婚》，丈夫和妻子在房间里大吵。孙建国眼睛盯着屏幕，但一句对白也没听清楚。“该死的雨，今天又白过了。”
孙建国老家在安徽，三年前，同村的包工头领着他来到上海，到建筑工地做瓦工。从那天起，他就特别憎恨下雨，因为包工头说，干一天拿一天的钱。下雨，不仅一分钱没有，还要倒贴一天的伙食费。
对孙建国来说，《劳动合同法》只是本本里的一串符号，他只知道大年夜那天，可以去离他家3里远的包工头家领这一年的辛苦钱。
背井离乡背着包裹往返全国各个工地
冬至这天下午，记者跨过两条水沟，走进孙建国暂住的工棚时，他刚和在老家的女儿通过电话。
孙建国脸色黝黑，穿一件黑色人造革夹克衫，左手使劲撸着他的“鸡窝头”。“打长途还是得找公用电话打，手机太贵了。”孙建国右手捏着手机，正仰着脖子看刚才的通话时间。那是一款银色的波导翻盖手机，边角处已经磨得泛白，后盖上还留着孙建国的女儿过年时贴上去的贴画。
孙建国初中没毕业就学徒做了瓦工，老家的人俗称这行为“泥瓦匠”，是当地一门主流的手艺。当年，男孩子没考上学的，差不多都做了这一行。孙建国“出师”后，跟着同乡出来闯天下。无论寒暑，背着包裹就往返于全国的各个工地，只要有活干，几个老乡一吆喝就上路了。草席里卷一条薄棉被，几件换洗衣服是他包裹里的全部家当。
“《劳动法》听说过，太麻烦了，要去劳动局找人告状，一折腾起码四五天，还不一定有结果，有这点时间，不如抓紧干活儿。”在孙建国的概念里，碰到工头欺负人，几个老乡一招呼，就直接找工头当面评理去了。大多数时候，工头不但不会欺负他们，还是他们的代言人。因为讨不到工钱，工头也没办法回家过年。“大年三十，家里围着一屋子老乡讨债，这年咋过？”
“干得不舒服就换地方，没什么好多说的。”孙建国以前也看报看杂志，但都是看些天下趣闻，讲讲故事之类的，自从搬到到南汇临港新城的建筑工地，就再没买到过报纸，《劳动合同法》也没听说过。
“偏僻得很，只能看电视打发时间。不能赌钱，家里女儿等着钱念书呢。”
有苦难言钢筋砸伤脖子拿到400元补偿
“《劳动法》倒是听说过，但是《劳动合同法》，我倒不清楚。”浦东世纪公园附近一处工地宿舍，安徽人老刘坐在床上休息，一旁的老婆蹲在地上，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鸡蛋。
老刘来上海打工已经有六七年了，在工地做钢筋工。夏天，老刘每天要干10个小时，早上6点出门，晚上5点才能回宿舍，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到了冬天，老刘可以多休息半小时。“做满一天70元，碰到下雨不能出工或者工地没活儿就只能倒贴饭钱了。”老刘指了指旁边的儿子，“他刚来，要师傅领着干，一天只有60元。”
老刘的儿子今年19岁，今年10月份，在之前一个工地干活儿时，不慎被钢筋伤了脖子，在工地休息了半个月，最后包工头给了400元算是补偿。“这误工费到底该咋算？好歹也是工伤，就给这点钱？”老刘心里知道吃了亏，但也不知道按照国家规定该赔多少，后来就领着儿子来到现在的工地。
“合同？像我们这种打零工的，哪来的合同？”提到“合同”两个字，老刘笑了起来，打工这么多年，他没看到有老乡和老板签过合同。“工资都是年底和老板结的，每个月先领600元生活费。”
让老刘欣慰的是，这两年拖欠工资的事情少了。“我们虽然不懂法，但碰到事我们就去找劳动局，管用。”今年年初，因为包工头“同工不同酬”欺负了他们几个安徽老乡，老刘和老乡一起找到劳动局，三四天后，工头乖乖把钱交了出来。
“干了这么些年，跟过不少老板，感觉江浙一带的老板要比北方的老板好，北方老板太狠了，宰得厉害，介绍活儿干还要拿回扣。”走南闯北一番历练，老刘也在总结自己的打工经验。
最大心愿希望儿子学技术别再四处打工
念完初二，老刘的儿子就辍学来到上海，跟着父亲一起打工。后来，老刘的妻子也来到上海，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三个人就是三张嘴，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光吃饭一个人一天就得16元钱。”老刘的妻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三个人在工地食堂吃，吃点青菜吃点肉，一天就要48元。“如果自己烧可以便宜点，30元就够了，可工地上很坏，一到烧饭时间，只提供照明电，根本生不了火。”老刘的妻子边说着，边把半掩的门关紧了，“初来乍到，别惹事了。”
和父辈关心误工费、加班工资不一样，作为第二代农民工，老刘的儿子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未来。现在，老刘正在托同乡打听，有什么技术可以学学，让儿子将来捧上个像样的饭碗。
儿子初来上海时，老刘担心工地太辛苦，让儿子去工厂里干了三个月。“结果小子在里面不习惯，每天在车间里，有人管这管那不自在，最后还是回到了工地。”老刘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挺满意，自由自在，干一天拿一天的工钱，干一个小时就拿一个小时的报酬。但对儿子的前途，老刘却很迷茫，“不知道该让他干啥，但肯定不能像我这样，再在工地上忙活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