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任职科技部部长引起了海内外诸多政情观察人士的注意。

    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情。

    “它反映着民主理念的转变，反映着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改变。这可能对促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促进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产生广泛影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评价。

    变化不仅发生在中央政府层面。

    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邵军表示，今后江苏的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都将选配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省、市政府要有1/3以上的工作部门、1/2的组成部门选配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党外人士可担任正职；教育、科技、监察、建设、农林、文化、卫生、 审计、环保、体育、司法等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选配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中应选配符合条件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万钢用“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来描绘自己履新后的心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如这位新部长所言，他欠缺部委从政历练。从专业角度分析，万钢上任后需要破解长久以来科技部在国家科研经费分配上“政科不分”的迷局。更何况，由于其符号意义，“如果工作不力，那以后再出现民主党派人士当正部级干部，就不会那么简单。”时事评论员曹景行说。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头开始做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知道自己的不足，我相信能够把事情做好。”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这位新部长说。毕竟，百炼才能成钢。

    从这位高官的以往履历及作为看，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谈。

    1945年4月24日，距离日本投降还有113天。陕北延安，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在他《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擘画战后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形式。

    “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毛泽东说。

    四年半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在由6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有31名为民主党派成员。6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人为非中共人士。政务院的4名副总理中，黄炎培和郭沫若是非中共人士。

    在政务院的各部委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是占据着半壁河山，32个部委中的13个由民主党派出任正职，包括监察部长谭平山、司法部长史良、教育部长马叙伦、交通部长章伯钧、文化部长沈雁冰等。

    和今日国务院即为中央政府不同，第一届中央政府下辖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民盟的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在当时中国最高议政机构、全国政协中，5位副主席只有周恩来一人是中共党员，另外4名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均为党外人士。

    在地方上，当时的绥远省、甘肃省、新疆省、湖南省和浙江省的省主席也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出任。

    据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何虎生介绍，这种情况在1954年开始有了变化。“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的政治权力开始转移，即从政协转向了人大。”何虎生说，“人大任命的政府官员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开始上升。”

    1954年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总理周恩来提名的10位副总理人选，他们全部来自中国共产党。但在国务院的各部委中，仍有相当比例的民主党派担任着正职，在地方上，甘肃省长是民革的邓宝珊、湖南省长是民革的程潜、浙江省长是民进的周建人。

    3年后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民主党派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当时一些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被打成了右派，相当于在组织上被赶走了。”何虎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