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股票，是这两年来最热门的市民话题，牛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股民。
本期《今周杂志》，我们也选中了股票这个热门话题。我们联系到了深圳的第一代股民米沙（化名）先生——他的股东代码卡只有五位数。米沙是个有心人，炒股之余，不时地记录下自己的炒股经历和感悟。他的这些文字，从一个股民的角度，记录了中国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沉浮，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同时，这个老深圳股民的经历和思考对今天的股民也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期是《今周杂志》农历新年后的第一期，中国人的年，要过到正月十五才算完，因此，在这里，我们周末编辑部向广大读者拜个年：新年好！恭喜发财！
网前时代的炒股工具
股市进入互联网时代，应该是1997年之后的事吧。在这之前，炒股除了去证券部，最先进的手段就是电话委托，有的证券部一到行情好的时候就打不通电话。
信息方面，最普通就是证券报。有人发明了“饭盒”指数，就是数给股民送的盒饭判断行情，还有一种就是“报纸指数”，每天调查报摊上报纸的销量。这两种方法都很有效。
那时，还有一样东西流行——非法“股经”，卖得还挺贵，买的人不少，都是不知道哪门子的专家指点要大涨的股票消息。这种东西我从来没碰过，但据说也有人根据这个发了财。也许，某只股票本来是不涨的，但买的人多了它就涨，然后，大家就更信专家的话。这种循环到现在也在发生，虽然已经不是依托地摊上的“股经”了。
重要的信息工具是传呼机。能拿个中文股票机的人，十有八九是资深股民。其硬件费用和服务费，可比现在的手机贵多了。一般的传呼台至少一天发几次公共信息，比如开市休市的指数等。
每天的某个时候，大家传呼机都会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所有的人都低头查看，也是一景。
五位数的股东代码卡
现在的股票，其实只是电脑硬盘中的一段代码，虚拟的。我收藏着一张实物股票，是当年深市股票转托管的时候特意留下来当纪念品的。这张股票面额是10股，浅绿色的基调，印钞纸雕版印刷，迎光一照还有防伪水印，跟钞票一般精美。股票上有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签字，股东一栏写着我的名字，时间是1991年。
那年，我正式成为中国股民。我的深圳股东代码卡的编号是五位数，这意味着深交所股民中比我资格老的只有几万名，而现在深圳股东代码卡的编号已经排到1亿号之外了。
当我成为新股民时，唯一可选的交易方式只能是去证券部填交易单，然后把买卖的交易申请单在窗口排队递单。当时深圳的几只股票里面除了深宝安是100股1手之外，别的股票都是500股1手。说来好笑，我的资金只有几千元，有时还不够买一手的。于是我和一位同样资金不多的同事“合资”炒股。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1994年我办了电话委托为止。记不清赚了多少钱，反正没亏，因为那时候只要被套住了，放上几个月，最多一年，就有解套的机会。发了工资和奖金，攒上点就往股市里投，最后和同事“分家”的时候，居然变成了五位数的资金。
头几年炒股就是跟着起哄，本小利微，只是觉得这玩意儿赚钱挺容易的，根本没啥风险意识。
错过两次抽签买新股的机会
股市扩容发股票抽签表的事，广为人知引起轰动是在1992年。其实第一次扩容发抽签表是在1991年，这次是最赚钱的，只要拿到表的就赚钱，正因为这样的示范效应，才有第二次的疯狂。可惜这两次我都没赶上。
第一次发股票抽签表时，是个星期天，我正好要出差。当时深圳机场还没开通，要到广州坐飞机，必须一大早去八卦岭坐深圳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的民航班车。去赶车的路上看到抽签表发放点稀稀拉拉二三十个人在排队，心想这回错过赚钱的机会了，因为要坐飞机，连把身份证交给同事代领一张表都不可以。后来听说这次可以随便领到多少张表，而不到中午就没人领表了。
要是当时知道我错过了这样的赚钱机会，也许根本不会在当天出差。
门卫买股成了富翁
深圳早期的企业很多是白手起家的。有这么一个上市公司，创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家的资金是三万元贷款，做了几年来料加工，企业解决了温饱问题。
又过了几年，公司有了几百万元净资产，这时候这个集团要搞一个股份制改造公司试点，这家公司的老总也不知道什么是股份制，但是他敏锐地判断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主动请缨，把这个试点任务接了下来。
这可能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员工持股试点企业。股票不但管理层有份，连流水线上的临时工都有份。可没人知道股票是什么，谁也不愿意拿真金白银去换一张持股证。为了完成任务，公司高层开会决定，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带头买股票，推动股份制改造。
当时公司的门卫是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的一员，他是共产党员，想了很多办法才凑了5000元买股票。
后来股市扩容，公司被优先安排上市。这下子不但公司的中层以上干部有房有车，这位门卫也有房有车成了富翁。
1996年
逃过大跌
《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应该是1996年12月份的事吧。社论一出来，深沪两市全线跌停。
我在干什么呢？我在证券部。这是我开通电话委托以后第一次去证券部。我在证券部里仔细观察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心里乐开了花：在前一个交易日，我空仓了！账户里全是钱，一股股票都没有。想想那时自己真够小人得意的。
为什么空仓？原因很简单。之前几天，我去昆明，到了当地最大的证券部，发现证券部的大厅根本进不去人，无数人围在门口盯着屏幕看行情，全都兴高采烈。开户的人源源不断排着长队。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内地城市的股市都火成这样了，那么股灾是不是要来了？回到深圳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清仓。
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成功，靠自己的判断。当然，回想起来主要是靠运气。
世界上最难借的是钱
进入1997年，春节前基本没有什么大的行情可言。但是，每个人都准备年后大干一番。为什么所有的人信心这么足？还真说不上太多的理由。连续降息是实质性的刺激，还有就是香港要回归祖国。
我和我老婆也准备搜罗所有能找到的钱入市，并且还想方设法借了十几万。过程之艰难就不详说了。
本来没想打父母的主意的。之前曾多次向老爷子借钱炒股，每次都被骂个狗血淋头。但是也巧了，老爷子问我们什么时候买房，我期期艾艾地说，买了房也没钱装修呀（其实这时我们已经决定暂时不买房了）。老爷子挺大方：“装修的钱支援你们点。”四万元到手，大喜过望。
最后凑成的一大笔钱，离五十万还差一点。我们义无反顾地杀向1997年的股市。
1997年
我的收益率有20％
1997年初赚了一笔钱以后，在股市里我的感觉就是基本失去了方向。那么有把握的股票都提前出了，再去看别的股票，感觉什么都贵。
这个感觉估计不是我一个人有。市场在上半年几乎一路上涨。有筹码就会赚钱，不怕被套，就怕踏空，是当时大部分股民的心态。而大部分此时的股民，都是入市不超过一年的新股民，真不知道熊市是什么滋味。
我那时候已经算经历不少的老股民了，至少认识到一点：当市场上所有持股的人都在等着后来者抬轿子的时候，后来者的心情真是郁闷。
当时我的对策有三条：第一，退出来40％的资金。
第二，设定止损线，轻仓介入多只股票，短炒，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赚一点就走；如果亏损到达止损线也坚决斩仓。这样操作很频繁，赚钱的期望值也不高，因此心态特别好。
第三，参与打新股。我中的第一只股是小天鹅，上市抛出就赚了15000元钱（1000股）。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之后也中过，但再也没赚这么多钱了。
关键的一条是，人们并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大涨，相反，从1997年5月底开始市场就一路下跌，总是有些人会提前逃跑的，我也算其中之一。1997年余下来的时间中，我手头资金的收益率差不多20％，虽然不高，可是比很多在下半年亏钱的人，已经强多了。
1998年
一地鸡毛
我在1998年的股市交割单打印出来有厚厚一叠，比哪一年的都多。猛一看吓一跳，以为自己在这一年炒了多少只股票。细看，不是那么回事。
交易记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申购新股和新基金的记录。这一年里我只要账上有钱，就不放过任何一只新股。但这番努力，却应了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话：今年的鸟儿不会在去年的旧窝里。打了一年的新股，收益还不及1997年的一只小天鹅。
由于看到了1997年打新股的收益诱人和股市炒作的风险，很多股民和机构投入大量资金在1998年专业打新，这时候新股上市的数量又大大增加，使得中签率和新股上市收益率同时大幅下降。
在股市交易方面，我的作风开始变得保守。在个股的选择上，越来越看重基本面，不了解的不做，哪怕赚不到更多的钱。
多亏了我这份小心。1998年的大势并不好，指数最后在年终的时候又回到了年初的起点，中间好像也最多只涨百分之二三十。很多人在这年里亏了钱，我还是赚的，有个十一二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