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里没有相关规定；被《工伤保险条例》排除；打官司？证据很难拿到 

    “劳动法中对劳动时间有严格规定。‘华为事件’的发生，表明法律在现实中被忽视了。”6月13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在许多企业里都存在。”这是主管部门对胡新宇之死首次表态。

    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工程师胡新宇因脑膜炎去世。病发前，25岁的他曾连续加班30多天。一系列有关“过劳死”的问题，因此引起强烈关注。

    问题一：劳动法“眼高手低”？

    40小时，劳动法对每周工作时间制定了很高的标准。

    “从法条的严格程度上说，中国的劳动法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说，“当初，立法者设定高标准的初衷是希望企业多用工，既能保障劳动者权益，也能促进就业。”

    但由于中国处于产业链末端，工作节奏并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握，大多企业根本无法达到这个“高标准”。普遍违法现象因此出现，而“法不责众”，劳动部门只能选择性执法。高标准也导致企业减少用工，以减少解雇工人的高成本——诸如支付违约金、企业成为被告等。

    严格限制工作时间的“前路”被堵，“增加用工”的后路被断，千军万马走“支路”——“自愿加班”。而这也是导致过劳死的原因。

    董保华认为，立法应该“低标准、广覆盖”，并且“严执法”，劳动者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是“雪中送炭”。而“高标准、宽执法”的路子，让“过劳现象”很难根治。

    中国政法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郑尚元也认为，解决“过劳死”的关键不在立法，而在于执法。“如果劳动部门严格执法，劳动强度控制好，哪会发生‘过劳死’？”

    问题二：《工伤保险条例》将过劳死排除在外？

    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范畴，这种观点在学界已得到普遍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彭光华认为，“过劳死”往往具备工伤认定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应该将其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是劳动带来的灾害，此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成因是一些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要求劳动者超时、超强度工作。

    “至于赔偿金额，”彭光华建议，“可以比照《工伤保险条例》中有关工伤死亡的规定来确定用人单位的责任，享有相同待遇。”

    事实上，劳动保障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曾规定，“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属于工伤。有些地方“几乎已经找到操作的办法”———比如，因加班导致旧病发作死亡也属于工伤。

    但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同工伤。“这恰恰把过劳死排除在外，”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说，“48小时内算，那么48小时01分死亡怎么办？比较而言，试行办法中的‘工作紧张’明显更有弹性。”

    一些判例明显对劳动者不利：2005年1月26日，厦门市劳动保障局作出结论，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前员工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郑杰因“长期加班”，被确诊癌症，50多天后不治身亡，劳动部门依法作出的认定引起了“48小时”之争。

    但劳动保障部官员对记者称，“48小时”的相关规定，是由于“过劳死”的技术认定非常困难———什么样的机构能够鉴定？如何鉴定？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彭光华同样认为，问题是在取证上。要证明“过劳”与死亡的关系，至少需要完善企业管理（加班时间的准确记录等）、产业医生制度（专门负责对过劳死是否工伤进行认定）等。他认为，现实可行的办法主要是严格工时制度、加强体检并配备产业医生——包括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