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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愿侧面面对镜头的徐萍为了家庭承担了几乎难以想象的痛苦。(麦圈)
英语教师徐萍过着简朴的生活。(麦圈)
调查：如何看待乡村女教师为供弟上学卖身
2006年初的大年除夕夜，23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红了眼圈看着满桌一家人。
父亲徐恩怀看着女儿显老的脸容，对三个儿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来你们日子好过了，一定不能忘记你们的姐姐。”
这句话勾起了徐萍4年来的酸楚回忆。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她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疼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
在2005年底，徐萍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经历告知本报记者，并且在天涯、网易、碧海银沙等论坛上发了帖子。讲述了4年来在亲情与忏悔间挣扎的艰难心路。
这些帖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天使，还是堕落的魔鬼？人性是如何在矛盾中呈现？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作为长女，她所面对的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徐萍家。这是中国南方某省一条乡村公路旁的单层红瓦砖板房，白色泡沫塑料箱四处垫放在屋梁下，她的父亲徐恩怀说这是雨天时用来接屋顶漏雨的，家里没有财力修缮日渐老化的屋顶。
徐恩怀的大儿子正在北方一大城市上大学，两个儿子读高中，三个儿子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第二个儿子在去年其实已考上大学，但考虑到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大学，所以他选择了再在高三复读一年，等他的哥哥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再考。学费重负已使他家在2005年欠上了4000余元新债，家中尚有1994年欠的旧债。
妻子陈蓉讲起了那20万元巨债的由来。1994年，丈夫徐恩怀满怀希望地从本地“农村基金会”里借了14万高利贷买了卡车，夫妻俩跑起了贩运香蕉的生意，但三四年间，高额的管理费和三次车祸，彻底击垮了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他本息合计欠了“基金会”共约20万元。积劳成疾的他还在1997年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不但欠了上万元医药费，而且身体再也不能承受这种高强度工作。
巨额的债务让不善言说的徐恩怀变得更沉默了。他拖着病体承包了农场种荔枝和香蕉。
尽管日子艰难，但不识一字的母亲仍然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失学，“你们只有读好了书，才能不再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到了2000年，徐萍快读完中专时，她的三个弟弟也陆续上了初中与高中。一贫如洗的徐恩怀咬牙以1万元的低价卖掉了那辆14万买进来的货车，交了四个孩子的学费。
斜靠在母亲身旁的徐萍流泪了，她对记者说，爸妈如果不要他们读书，他们本可以过得好许多，也许像不少同村人一样靠勤劳盖起楼房。“在我们这个村里，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不会变得更穷的。”徐萍说。记者对这个村庄的调查也发现，尽管近年大学不断扩招，但这个村考上大学的孩子并没有多起来，近三四年来考上大学本科的只有三四个。受调查的农民们反映，他们不想因为孩子的大学费用而承受超出常理的负担。
所以父母的叹息日益成了徐萍“心中永远承受不起的重”。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全力省下工资作为三个弟弟的学费。
在这一年，父亲徐恩怀又一次病倒，却舍不得花钱动手术，只想把钱留作孩子们的学费。但徐萍决心为父亲的手术筹钱。村里一个贪觎上少女徐萍的人传话给她，只要把第一次给他就可以借2000元。“为了爸爸我差点想豁出去了，是姑姑劝住了我并借给我们家治病钱。”徐萍在给记者的来信中回忆。
2002年春节前，基金会又一次来催债，要让法院来查封他们家的房子。徐萍陷入痛苦中，“那时我特别害怕以后过年时没有房子，大弟弟又读高三了，成绩很好，一定能考上大学。但学费至少要1万以上，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得不到解脱”。
一个“阿姨”借机怂恿徐萍去做小姐，她说当时“听不得父母的叹息”，“就瞒着家里人豁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所以今世要还债。而且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用身体去偿还欠他们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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