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

魏东海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3年6月

定价：20.00元

2003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疾病向人类发起了挑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一个矫健的身影奔波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呼吸疾病方面的权威，德高望重的他，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带领一个坚强的团队，以科学的精神，高超的医术，抢救了一个又一个危重病人，总结并提出救治非典病人的医疗方案，

被誉为“科学抗击非典第一人”。他的名字叫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这个春天，人们在关注如何捍卫生命健康的同时，也记住了钟南山的名字。

钟南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将出版的《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一书，讲述了钟南山的故事。

差点当了运动员

1955年，年仅19岁的钟南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实现了从医理想的第一步。

和所有优秀生一样，钟南山上课特别认真，课余时间大多待在图书馆里。至今仍让同学们记得的是，钟南山不仅仅是个书虫，还是个特别活泼的活跃分子，他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喜欢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在北医求学，钟南山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自小就酷爱体育运动的他，在读书期间尤其注重锻炼身体，田径、游泳、篮球、举重都是他的至爱。他常说，没有强壮的身体，没有健康的生命，就谈不上学医，更谈不上救人治病。

1956年，钟南山刚满20岁，正读大学三年级。体育成绩突出的他作为北医大的运动员代表之一，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以往北医大参加这样的运动会，总是名落孙山。这一年不同了，钟南山在运动会中摘取了400米跑的桂冠，为北医大争了光。时至今日，北医大还有几项由钟南山创下的运动记录无人能破。

1959年9月，在首届全运会上，钟南山像是一匹所向披靡的骏马在运动场上驰骋，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四百米栏的全国记录！他还在1961年获得了北京市十项全能亚军。

差不多是30年后，在1999年，北医大评选出六位杰出校友，钟南山便是其中之一。后来钟南山常对学生说：“体育活动，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喜欢，因为它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一个是竞争的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高效率地完成任务。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时至今日，每当提起这骄人的成绩，钟南山总是毫不掩饰心里的喜悦和自豪。

运动会结束后，北京田径队曾敞开大门，希望钟南山加盟。这次，钟南山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留在北医继续未完的学业，实现当医生的理想。

太太是篮球“国手”

1965年，钟南山到山东乳山参加下乡“四清”运动。当时，由于地方不够住，他一个人住在庙里。在那艰难的困难时期，即使在严寒的1月份，年青力壮的钟南山也只能啃地瓜干。北方的冬天十分寒冷，钟南山把棉袄、大衣等能够找到的厚一点的衣服都穿上了，但漫漫长夜还是难以入睡，往往是蜷曲着身子就过了一夜。若是劳动时受了伤，那就更不用提了。到了初春3月，地瓜也不够吃了，钟南山只能再往锅里添置些槐树叶。在现在的人们看来，那时候钟南山过的生活真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思想单纯、希望接受劳动锻炼的钟南山却坚持下来了。

对体育运动的酷爱，不仅为钟南山写下了一生中辉煌的一笔，也为钟南山带来了一生中最亲密的伴侣———妻子李少芬。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在一位朋友家里，他认识了主人的另一位朋友———国家女子篮球队队员李少芬，广州花都人，1953年由广州选拔到北京国家队打篮球，是50年代中国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曾留学苏联，代表国家队出赛13年。他们一见如故。同一样的乡音，同一样的志趣，很快拉近了这两位青年男女的距离。

他们相爱了。没有过多地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他们相约各自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在球场上互相努力。在钟南山的影响下，李少芬还自学完了好几门医学课程。

在双方家人的赞同支持下，1963年12月31日，钟南山和李少芬在北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误诊

1971年底，钟南山被调到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里当一名普通的医生。

钟南山初到医院，便向院长表明了自己的愿望：去外科，当一名胸外科医生。在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有外科与内科之别，外科比较容易出成果。急于以成功来证明自己的钟南山当然想去外科，他太需要在实际医疗过程中检验自己的行医水平和实力了。

但一位领导的一句话，一下子将钟南山打入了冷宫。第四医院的“革委会”主任说：“钟南山已经36岁了，还搞什么外科？”一票否决。结果钟南山被安排到了医院急诊室，从最基本的东西干起。这让钟南山有点难以接受。

平心而论，钟南山此时能进急诊室，从事急诊，也是勉为其难的。他只有真正的三年半的医学基础理论与基础操作学习，根本还没有进入临床阶段就被拉去田径集训，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接触临床了。从参加集训到现在在四医院当一名小医生，整整13年，钟南山没再正式接触过临床医学的相关教育。因此这个时候的钟南山感到自己基础不够，干得十分吃力，工作起来也并不甚开心。

1971年的夏天，钟南山所在的急诊室接到一个电话，说广州增城的罗岗有一个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要立即送来广州会诊。当时正是多雨季节，这一天大雨滂沱，去的路泥泞不堪，很不好走。正当主任踌躇着派谁去的时候，钟南山听到了这件事，马上主动向主任请缨。

主任应允了，便让钟南山和司机一起冒雨上路了。

南方的雨一下，就是倾盆大雨，车开得非常慢，本来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天却走了3个小时。

钟南山到那里去之前，增城当地的医生已为患者作了初步的诊断和护理。因为患者曾患过肺结核，所有一切症状似乎都表明患者是肺结核大出血。钟南山心想，这应当送去专科医院治疗，于是决定将患者送回广州市结核病防治所。在路上，患者又出了一次血，是从口中呕出来的，呈黑红色。虽然患者出血的频度和色泽与肺结核咳血有些不同，但此时的钟南山还是以为患者是肺咳血，把患者送到了结核病防治所。

钟南山返回医院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了，他跟当值的医生简单交待了一下接回病人的经过和患者的症状，就回家了。

但第二天钟南山去上班的时候，马上就感觉到了同事们异样的目光。一进主任室，钟南山只听到主任从绷紧的嘴唇中吐出几个字：“他们说那病人是消化道呕血，马上去接回来！”

钟南山立即听明白了主任的话，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他马上去将那位可怜的患者火速接回医院。病人接回来后，第四医院的内、外科医生来了很多，立即为这个病人会诊、开刀。当时患者血压为零，但还是大口大口地吐血，这时血是鲜红的。因为来不及用点滴管为患者输血，医生就用100cc的玻璃针管直接从动脉为患者输血，紧急开刀剖腹。原来是一根鱼刺，刺中了病人的胃小动脉，引起了大出血。

病人终于脱离了危险。但留给钟南山的，是一生也难以抹去的记忆。这次误诊，给了他很深的刺激，让他明白和知晓了自己的医学功底是多么的浅薄，医疗基础是多么的苍白。别人在背后对着钟南山指指点点，有些还不无讥讽地说：“钟南山连这点常识都不知，连咳血与呕血都区分不了，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钟南山听在耳里，痛在心里。自己以前自视过高，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误诊；自己不认真学习，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医疗笑话的出现，这对于医务工作者是笑话，对患者本人，对患者的家属，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开不得玩笑呀。

钟南山从迷茫中彻底惊醒了，虽然自己已经36岁了，但路还得走下去，而且得认真地走下去。

洗衣粉当成了毒品

和许多人一样，钟南山怀着满腔的热情报名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公费出国留学考试。

分数下来了，钟南山第二，52.5分，他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只能筹划明年再考了。然而幸运的是，由于许多人经历了十年动乱后，也如钟南山一样，将英语丢得太多，因而这次选拔考试，平均分偏低，国务院也相应地划低了录取分数线，45分及格。这对于钟南山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1979年10月20日，16位肩负着祖国和人民重托的公费生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这天，正是钟南山的43岁生日。他要到达英国———进入一家闻名遐迩的大医院进修和作医学研究。

中国人过柏林墙时，遇到了意外的阻碍。也许是由于中国10年的闭塞，钟南山这一群中国人，引起了前西德海关人员的特别注意———原来，由于国家经济困难，钟南山他们出国之时，每人都带有几大袋的洗衣粉。由于洗衣粉太像当时西方一些人所钟爱的白粉（毒品），因此西德海关人员如临大敌，把钟南山一行16位留学生全部都扣留了下来。而此时，离火车发车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这一群中国留学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舞足蹈地向警察们比划着、解释着，而身着警服的警察在一旁无动于衷。眼看着火车就要开走了的紧要关头，钟南山本能地吐出了两个英语单词———“Washing powder”（洗衣粉）。“Washing powder？”

那位固执的德国人显得很不相信，他脱下手套，用食指从刚才用刀子划开的地方沾出少许白色粉末状的东西，很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个高大、黑瘦的中国人，缓缓地将沾有白色粉末的食指伸入口中。钟南山站在旁边一动也没动，坚毅的眼神里流露出焦急与诚挚。德国人终于品出这白色粉末状的玩意儿不是他们所警惕的“白粉”，皱了皱眉头，对着中国人又重复了一遍“Washing powder”，语音坦然。钟南山笑了，还是那么的真诚。

是火车特地迟开了3分钟，才使钟南山这个小组长带领全体“部下”如期穿越了整个波恩平原，抵达了英国。国际列车经过九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按照中国医生钟南山的治疗方案办”

1979年10月28日，钟南山终于到达伦敦。踏上这异国的土地，钟南山既陌生又兴奋。10月的伦敦已经带着初冬的寒意，习惯了严寒的钟南山来到西部的依林高校，丝毫不露惧寒之意。钟南山将在这里接受8周的英语训练，为前往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进修作准备。

刚到不久，钟南山就收到他的指导老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写来的信。钟南山怀着欣喜的心情急忙开启信封。弗兰里教授信中写道：“……按照我们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查查病房或参观实验室。根据这个情况，你想在我们这里进修两年的时间太长了，最多只能8个月，超过这段时间对你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你要赶快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系，考虑在这里8个月之后到什么地方去……”读着读着，钟南山霎时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他完全意料不到未曾见面的导师竟会给他这样一个忠告。

余下的日子里，钟南山只能过着艰苦节约的生活，因为他每个月只有6个英镑的生活费，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外，钟南山连一件衣服都不敢买。为了节约，他每天从居住地步行到学校去，为的是省下坐地铁的钱，能够多买一本专业书；为了省钱，他从不去理发店理发，而是自己动手理发。他还曾义务为其他中国留学生理发，这使他在留学期间学多了一门手艺。

1980年1月6日，钟南山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报到。他冒着毛毛雪雨来到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找到弗兰里教授的秘书艾丽丝太太，等待弗兰里教授的第一次会见。上午9时半，艾丽丝太太带领他走进教授办公室。

弗兰里教授48岁，高高的个子，宽阔的前额，目光如炬，一眼望去就知道这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以一种奇异的眼神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学生，第一句话就问：“你想来干什么？”钟南山恭谨地向他说明，是想来搞呼吸系统方面的研究。弗兰里教授反应特别灵敏，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微笑，随即用一种不冷不热的腔调说：“你先看看实验室，参加查看病房，一个月后再考虑该做些什么吧！”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短暂地结束了，总共不到10分钟。钟南山走出教授办公室，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

“我们要挺直腰板站起来，用行动去为中国医生争口气。”这复杂的情绪一直伴随了他好久好久，直到钟南山真正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医生争到了荣誉。

钟南山同英国医生一起，从巡查病房做起，他独到的见解和广博的知识，很快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有一次，在皇家医院胸科查房时，他遇到一位患肺原性心脏病的亚呼吸衰竭顽固性水肿的病人。虽然医生们对患者已使用了一周的利尿剂，但病人的水肿未见消退，生命危在旦夕。怎么办？医生们意见纷纭，多数主张继续增加一般性的利尿剂量。钟南山却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案。他根据病人的病史，运用中医辩正的方法，观察舌象，看到病人的舌面干燥、无苔、深红，判断病人为代谢性碱中毒。他认为应该改用酸性利尿剂治疗，以促进酸碱平衡，达到逐步消肿。钟南山提出的方案引起了争议：有的认为凭视觉判断病者为碱性中毒，不是武断，就是近乎无稽；有的认为如果贸然使用酸性利尿剂，可能加剧病人的呼吸紊乱，导致死亡。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家都等待着弗兰里教授裁决。弗兰里教授沉吟半晌，以复杂的目光看着面前这位执拗的中国医生，然后，指示给病人作血液检测。抽血检验结果表明，患者确是代谢性碱中毒。于是，弗兰里教授毫不迟疑地下达指示：“按照中国医生钟南山的治疗方案办。”

病人连续三天服食了酸性利尿剂后，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第四天清晨，病人中毒症状完全消失，水肿开始消退，通气功能亦随之改善了。此时，钟南山的英国同行们开始信服了，他们表示“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皇家医院呼吸系副主任瑟特罗教授更是友好地对钟南山说：“看来中国对呼吸衰竭疾病真有点研究呀！”

这件事以后，英同同行们对钟南山开始给予了正常的信任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