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杂志主编休伊：
商业是没有绅士风度的体育运动
“不拥有新时代的浪漫你就不可能拥有新时代，无论是盖茨、巴菲特还是传媒工作者。”约翰·休伊———《财富》杂志的现任主编正用自己的理论改变着《财富》，改变着传统的财经新闻报道模式。
说故事的天才
休伊是个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即使他的生活有时平淡无奇，经他的口叙述之后也会让人觉得有趣。休伊1948年4月18日出生于亚特兰大，1970年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周报干记者，”休伊说，“有个在那里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来说这家报纸的主编被东家塞进麻袋里，东家的妻子当场把这主编点着了。我朋友就成了主编，因此我也就成了一名记者。”
一年以后，休伊到华尔街日报应聘。“我的面试在一家‘无顶酒吧’里进行。主编开着一辆橙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到机场接我，这车没有给乘客提供座位，我只能坐在货斗里。一路上，主编不停地把花生往剥皮器里扔并不断地向我提问题。”
后来休伊得到了这份工作———尽管他还不知道如何阅读股票大盘，也不知道如何看资产负债表。
休伊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13年。终于，原时代公司的总裁皮尔斯汀慧眼相中了他。皮尔斯汀这样形容他：他是个天生说故事的人，是个有神奇的能力与读者沟通的人。他来到《财富》杂志，并于1995年成为《财富》的主编。
“办杂志就像办晚宴”
“办杂志就像准备一顿晚宴。我们试着把每种食物都让你尝一点：开胃菜、好喝的葡萄酒、重要的主菜、一些冷盘和一些口味不太重的餐后甜点。”
这就是休伊的说话方式———用通俗的语言，直指问题的核心。在纽约城的新闻业堡垒中，他的话就像外语。然而他却博得了公众的好感并且使《财富》杂志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成为美国商务论坛的中心。
休伊是那种即使打扮也像不修边幅的那种前卫新闻人。他讨厌领带———这使他显得与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们格格不入。在一次宴会上，有人曾经对休伊说：“我记得这儿的所有绅士都要打领带。”休伊盯着对方的眼睛说：“对，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有一次开会他迟到了，原来休伊在半路上停下来去帮助一个胳膊扭伤的妇女从烤箱中取出百吉饼。一屋子的编辑正在楼上等着他讨论如何整理下一期《财富》多余出的44个页码的商业新闻，而主编休伊却在食品作坊里挥舞着一把破钳子。这种做法可不是公司高层一贯倡导的行为，但是约翰·休伊什么时候曾按照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约束自己的行为呢？“在我们为了讨论工作而召开的资深人员会议上，有时他却只想谈他正在读的一本笑话书。”卢梅斯说，她从上世纪50年代就为《财富》效力，这使她可以“赞美”上司的缺点而不用担心被申诉。“有时候他就像烧红了的保险丝，他会给每个职员发一份充满激情的信件。
但是他是我所见过的头脑最清楚的人，我为8任主编工作过，他是最棒的。他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员工们：“别整天板着脸，工作是快乐的。”
“商业是性感的、戏剧性的”
在休伊接手《财富》之前，《财富》更像是一份职业经理人的教材，专注于推崇管理原则和推出投资建议。“那时读《财富》有点像完成家庭作业，”《财富》的资深作者塞洛斯说。“那时的《财富》更关注公司和管理思想而不是运作公司的人。”
“当时有许多收集往期《财富》杂志的老商人。这些老商人组成的商界是个严谨的群体，想进入决策圈子，你必须经过很严格的考验，包括特别的背景和特别的人际关系。而且这个圈子里就连赚钱也毫无乐趣可言。现在的《财富》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办给这些收集杂志的群体看的了。新经济的合理定义已经与经济本身有很大的区别而与文化有更大的关联。现在是左右大脑半球转换角色的时候了。新经济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活方式问题。个性化服务业、金融行业、媒体经济和个性化科学技术进入了我们的家庭。CEO们已经比政客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大的影响。”休伊说，“我认为，商业新闻主要是由商业界的事件、思想和商界人物的个性所驱动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加大了商界人物性格报道的内容。一些人将商业视作教堂里祈祷一样神圣，但是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场体育运动———并且不是那种有绅士派头的运动。人们在商业中比赛———就像在全美足球大联盟中那样。商业不再意味着循规蹈矩地‘组织人’，而是如何表现自我。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真正的人所驱动……”
“当《财富》把安迪·葛鲁夫（英特尔公司主席）得了前列腺炎当做头条而把他作为封面人物时，我知道一切有了突破性的改变。”《广告时代》的专栏作家兰迪·罗森伯格说。
《财富》成了新经济的鼓吹者与新商业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它相信“放纵”的风格，更相信商业已经不仅仅是专业操作，更需要个人表演能力与煽动性。休伊钟情于将《财富》杂志办成一份无所不包的流行文化杂志。“如今，商业新闻至少已经像体育新闻一样到处流行；商业新闻实际上充满了情感故事、热点话题和戏剧性的独家新闻。在一些情况下，商业报道更像是战争报道———商界永不休止地进军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与之相对应，休伊在选择编辑记者时，从不去关心他们是否懂得股票市场或者高深的商业理论，他注重的是这个人的写作能力是否足以打动读者。文字有特色的作者、文化记者、政治记者，统统招至麾下。谁能把一件枯燥的商务事件写成一个浪漫英雄故事（当然，要以保证事实确凿为前提），那休伊就会给他丰厚的奖金。
“不能杀掉报告坏消息的人”
休伊很高兴商业新闻和商业记者已经成为新闻“游戏”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财经媒体本身已经成为高速发展的赢利主体。很多新的财经媒体例如《工业标准》、《红青鱼》、《快速公司》、《商务2.0》等快速发展起来。在猎头公司的努力下，很多人才从普通媒体跳槽到财经媒体并拿着原来2至3倍的薪水。《工业标准》如今已经有200多名雇员，今年的收入能够达到1亿美元。照这个速度，它的赢利很快就能赶上滚石唱片公司。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泡沫。财经媒体的成功要依附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其他。逐渐回归的自由资本主义是由股票市场和对互联网的热情所构成的不规则版本，当这阵热潮过去，财经媒体就会回到他本来的位置。”休伊预言。
身为财经媒体的主编，他对金钱与新闻价值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休伊有句话被广为传诵：记者的观点不被出卖。“我们只报道我们所看到的事实而不关心这些报道是否会给被报道的公司带来经济损失。我们曾做过一个IBM总裁的封面故事。结果IBM的总裁对这个报道中的论点大为不满，撤回了每年大约500万美元的广告。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了IBM的广告。但是作为媒体，你必须选择你的立场而不能试图左右逢源，因为你可能谁都会得罪。你对新闻原则的执着程度形成了你的公信力，这是媒体的最大卖点。公信力就是新闻与宣传的最大区别。”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你不能把报告坏消息的人杀掉，因为他只是一个信使。”休伊说。（杨晓白）
休伊的撒手锏：用故事打造《财富》。
《财富》:
危机中诞生
技术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转化在社会戏剧性变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我们必须同样承认，一本名叫《财富》的杂志也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它最初提出了商业在社会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使公众认识到工业500强的重要，并令企业报道逐渐成为新闻业中的新阵营……我们至今为这本杂志的创始人亨利·鲁斯的洞见吃惊不已。
1929年3月，这位年仅31岁的《时代》杂志出版人在一次公开讲演中说道：“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控制我们的生活，而同时许可我们去加以控制的就是科学、技术、以及环球信用和环境的发展———简而言之就是现代企业，企业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艺术家、牧师、哲学家、医生的生活必要条件，因为企业对艺术家或哲学家的生活情况问题，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普通人更是随时都必须与企业发生关系。”
4个月后，美国的企业界人士看到了鲁斯讲话的杂志版。一本184个页码，全部用重磅铜板纸印刷、并配以最精美的图片的《财富》杂志重重地摔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而它的价格是闻所未闻的1美元，给予读者一种难以忘却的身份感（相当于今天的10美元，当时的《时代》年订阅价不过5美元）。
鲁斯渴望这本杂志给它带来真正的成就感。由于他坚信商业将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在选择刊名时，他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度犹疑，可见他笃信财富即权力）。于是我们在时代公司的历史文献上看到了当时对于《财富》杂志的定义：
一、这份刊物将是美国现有刊物中最精美的出版物；
二、它从头到尾都是权威性的；
三、它将以最引人入胜的文字撰写，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深入浅出地报道商业界所关心的主题；
四、它将以技巧的方式探讨商业道德的立场。由于对海登创造的《时代》饱经唾弃的特别文体耿耿于怀，鲁斯对于《财富》杂志的写作风格有着令人惊异的追求。他在寻求编辑与作家时，不需要他们会写商业报道，但一定会写作诗歌与散文，在第一批撰稿人名单中甚至出现了海明威。而《财富》一些编辑在离职后成为美国重要的作家。而到了1940年代，《财富》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英语世界写作最优雅的杂志之一。
1929年10月，在创刊号推出3个月后，股票市场崩溃，美国陷入了历史上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对于一本报道商业的杂志来讲，这可能意味着灾难性的损害。而鲁斯却在危机之中看到了《财富》的未来。鲁斯相信，经济衰退与那些很少抛头露面的商业巨子们关系甚大。他们从事已经不仅是私人性的商业，更是与全社会相关的活动。所以《财富》有责任将企业内幕揭露出来。一直到40年代，《财富》的报道成为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梦魇。它对于缺乏商业道德行为的揭露，赢得了公众的信赖。
不管《财富》开罪了多少企业，到了40年代，它已经成为企业界的一种身份象征。它开创的企业故事、考究的叙述风格与不可多得的配图，当然还有1美元的高额价格让那些高级管理人员非常乐意地把它摆在客厅的显著位置。（许知远）
《财富》对中国感兴趣
关于中国公司，需要问《财富》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他们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二、他们的统计是否很准确。
负责搞企业排名的卡卡斯和同事介绍，中国公司的资料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两年前在上海开财富500强峰会时，他们与中国官方建立了联系，他们有中国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此外，中国研究机构发表的资料，中国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等，《财富》的香港分部还有中国公司的数据库起核实作用。其中，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也是最准确、最容易核实的，非上市的国有企业做起来难度就大一些。但总体上看，准确度越来越高，这一是因为中国方面公布的数据质量越来越高，而且由于中国的开放，数据核实起来也越来越容易，核实的渠道越来越多。但是，他们至今不做非国有的中国企业，因为他们认为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远不如国有企业的开放、透明，很难准确把握。另外，他们的上榜标准是年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他们都听说过中国青岛啤酒，但一统计，它的年营业额不够100亿美元，就放弃了。很有趣，很多美国人都知道青岛啤酒这个牌子，遍布美国各地的中餐馆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卡卡斯说，中国企业对他们的工作总的来说很配合，事实上美国公司和世界各国的公司往往也都很配合。因为《财富》500强首先有很强的宣传效应，此外它列出了这些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主要负责人的名字，有利于公司的生意拓展。但他们承认，《财富》500强排名虽然越来越准，但还是有遗漏或是搞错的地方。比如，今年美国公司出了很大问题，不时爆出假账丑闻，搞得他们也跟着忙活，不断修改数据。另外，他们凭直觉，认为中国的铁路部门，还有航空部门也应该有进入500强的公司，但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些公司的数据，因此这些公司无一上榜，上榜的主要是中国的能源、通信公司和银行。此外，上榜的11家中国公司总部无一例外地都在北京，这也让他们不得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他们承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某一个中国公司在实力上达到了500强的标准，但却被他们遗漏了。另外，中国公司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他们总担心搞错。
卡卡斯和他的同事说，《财富》依据的都是公开资料，他们的排名标准也是公开的。大多数公司对他们的排名是服气的，但也有的公司认为他们的标准不合理，建议他们修改，但他们都没听。他们一般都不与被统计的公司联系，特别是这些公司第一次上榜的时候。但经常上榜的公司，他们有时候也会与之联系，主要是询问这些公司的资料为什么还没有公布等。
《财富》是专门报道经济类的杂志，除美国外，世界其他地区哪些国家被它报道的更多一些呢，我也要求主人给我排一排名。回答是：欧洲国家最受《财富》重视的顺序是：英国、德国、法国。亚洲国家过去是日本、中国，现在反过来了，是中国、日本。这也是其在亚洲的惟一记者站设在中国的原因。《财富》国际版资深编辑弗里德曼在分手时对我说：中国真的很让人感兴趣。（胡锡进）
走访
《财富》总部
胡锡进
美国《财富》杂志的“全球企业500强”排名，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那么，这些排名都是怎么做出来的，负责做这些排名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就此，记者在最新一期500强排名公布的当天，走访了位于纽约的《财富》总部。
最新出版的《财富》杂志排出了今年的全球企业500强，沃尔玛位居榜首。
资深编辑一人一个房间
《财富》总部位于纽约第六大道上的“时代—生活大厦”里。时代华纳集团的许多著名杂志都设在这个楼里，如《时代周刊》、《名人》等，这几乎是座“名杂志大楼”。《财富》占了大楼的第15和第16两层，上层是编辑部，下层主要是经营部门。纽约的大楼往往又细又高，我被领着在16层转了一圈，感觉没有多少房间。整个编辑部门有150人，经营人员另有约150人，这对于隔周才出一期的杂志来说是相当多的。接待人员告诉我，在这一层，资深编辑都是一人一个房间，而且都带窗户，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5到50岁，是《财富》的财富。其中，最资深的当属卡罗尔·鲁梅斯（CarolLoomis）女士，她已经70多岁了，每天来上班，《财富》的重头财经文章都由她亲自动笔。普通记者和编辑则在没窗户的大房间里办公。
过去亚洲记者站设在东京，如今改设在中国。
据介绍，《财富》目前的发行量约为90万份。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商业周刊》就在隔壁的楼里，发行量稍大，约100万份。另一个对手《福布斯》的发行量稍小，约85万份。《商业周刊》“以新闻见长”，而《财富》因为是双周刊，“在报道的深度方面做得更好”。《财富》重点报道美国经济。由于花销太大，《财富》目前只在伦敦有两名常驻记者，另外将向亚洲派一名记者。过去亚洲记者站设在东京，但后来改设在了中国。另外，《财富》在全球雇请了20多名特约撰稿人，这种省钱的办法在美国报刊中很常见。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我曾看到过有100多名世界各地特约撰稿人的名单。
所有排名都是5个人一起做
负责搞企业排名的叫米切尔·卡卡斯，看上去50岁左右。他领导一个5人小组，占着一个大的套间。他们负责《财富》的各种企业排名，其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4个：美国企业500强、全球企业500强、美国最受欢迎的企业排名和全球最受欢迎的企业排名等。
据卡卡斯和他的同事介绍，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上半年，所有排名都是5个人一起做，大家分别负责某些地区或国家，做完一个再集体做另一个。全球500强统计的截止时间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经常是在最后一刻还要修改最新数据，甚至改变个别企业的排名顺序。这项工作是1954年开始的，当时很困难，计算机还是手动的，但现在容易多了，除设备和手段比以前先进了，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已经熟门熟路，有了完整的体系，只要把公司的财务报表输进去，就有了大概的轮廓。
他们认为，对上市公司的计算最方便，数据也最准确。因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都是公开的。但这些上市公司的分公司往往为统计增加了难度。比如，它们有多少家分公司，这些分公司的销售额是多少，有时很难搞清楚。另外，排名的标准各杂志也不一样，这是造成《财富》和《福布斯》对企业排名有出入的原因。比如，《福布斯》只统计上市公司，国有非上市公司他们不统计，而《财富》把国有公司也统计在内；《福布斯》以统计截止时间的企业所在国货币与美元比价为准，而《财富》用的是当地货币与美元的全年平均汇率。此外，两家杂志所使用的财年截止日期也不一样。
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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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鲁斯《财富》创始人
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人所驱动的。———约翰·休伊《财富》现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