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半年的一天，我们一同去看了部译名为《你敢不敢》的欧洲文艺片后，杨烨像个顽劣的孩子似的放纵自己的所有疯狂念想，他问我：“你敢不敢夜里潜进校长办公室去偷考试试卷？”“你敢不敢当全班同学的面骂隔壁班那个追求你的男生是‘猪’？”

    我们在“你敢不敢”的刺激下做了很多现在想来匪夷所思的事。

    有一天他问我：“你敢不敢和我约会？”于是我们偷偷约会。校外有条路灯晦暗不明的长街，382盏路灯的距离，还有5个电话亭，一个一个地进入。

    电话亭里，空间如此逼仄与狭窄，我们都激烈而又笨拙，恨不能将对方的身体全部塞进自己的胸腔里。

    又一天杨烨问我：“你敢不敢……”我以为他是问我愿不愿意用身体表达内心激烈的冲突，我早想好了用“我愿意”而非“我敢”来回答。

    可是，我想不到他的想法居然是：你敢不敢和我10年不见面，10年后再相见？

    这就是初恋留给我的唯一含糊而暧昧的允诺。第二天，杨烨就退学走了。

    一个月绝望的等待后，我发愤图强地拾起课本，高考填志愿时，我平静地选择了法律专业。

    大学毕业回南昌，我去考公务员，我想我是那种一夜间长大的女孩，我需要用世上最有纪律性和秩序感的专业与职业来规范自己，挥别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