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聘进来到绩效评估到发展到升迁，美国总部都已经有了成熟的框架，礼来从1994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到现在，这个框架的基础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对于服务期很长的老员工，相应的退休计划我们还没有设计。我已经42岁，再过15年，也许会面对养老的问题，只有基本养老是远远不够的。以前从中科院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外企的福利制度确实让我们生活改变了。我太太一直待在中科院，也赶上改革，拿点房补。”涂以松唯一的一点遗憾讲起来毫无避讳。刘玉波拿出一本厚厚的介绍“企业年金”的资料，“制订企业年金制度，正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保证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对我自己来说也一样”。

    无形的心理契约

    困扰张春华的问题是，周边药厂纷纷觊觎着自己厂里培养出来的熟练工人。药厂与普通制造行业的工厂不同，它要求工人有较高的职业技能，并且药厂工人的工资也高于制造业的工人。礼来药厂的工人大多来自于苏州的医药中专，经过考核进入工厂后还要进行培训、见习，“要培养一个成熟的工人，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商品的价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药厂工人的劳动力价格高也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