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经济的权益结构与制度框架正在发生实质性改变。在要素资源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中国经济的权益关系也在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国有资产的权益让渡，变抽象的民有为具体的民有。因为，当4000万投资人持有超过21万亿元市值时，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市场交易权，更是被证券化的企业命运、企业权益。也就是说，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企业，它的权益必须按市场法则来处分。任何违反市场规则的做法，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对原来以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制度来说，将是一次全方位冲击。

    此外，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调整也因此受到影响，发生更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区域结构调整，多半是由政府主导的，由行政权力主导的结构调整有其先天性缺陷。现在，当4000万投资者介入资本市场，当金融与资本市场已经有相应的融资手段与足够的吞吐能力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调整，也就获得了两大利器，一是价值发现机制，一是价值创造机制，从而使这两大战略性调整与资本市场产生持久的共赢互动。这在未来，将是更为壮观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