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在云南大学的演讲

    主 办 方：云南大学“名家讲坛”

    协办单位：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讲座地点：云南大学科学馆一楼报告厅

    讲座时间：2006年5月31日周三晚上

    主持人：曹和平教授(云南大学副校长)

    (备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应云南财经大学邀请，于2006年5月29-30日在云南财经大学讲学。经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调，云南大学团委、研究生会主办的“名家讲坛”邀请，程恩富教授作客云南大学做了此次学术讲演。本文由孙喜峰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程恩富教授本人审阅)

    尊敬的曹校长、各位老师、同学们，非常高兴来到著名的云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今天讲的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和流派》。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取得了很多成绩，在改革中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关于改革目标的一些思路，而且这些思路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的。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或流派，但是已经具有一定的雏形状态。中央文件一直倡导学派，现在学界落实得还很不够。规范学派的形成是社会科学真正繁荣的标示之一。它们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承认也存在。说理性的学派之争有益于科学发展、科学改革、科学开放，因而忌讳讲学派是背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精神的。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思路和流派，下面结合改革的目标作详略不同的介绍，概括不对的请指正：

    第一派，我把他叫做“原生马克思主义学派”，简称“原马派”。 “原生”，我们云南不是有“原生态文艺”吗？比如杨丽萍的原生态舞蹈等等。原来我是用“传统或老马克思主义学派”，后来有同志有些意见，认为这好象有点贬义。其实我的原意不是贬义，而是说这一派中年龄大的学者比较多，他们都七、八十岁了，甚至九十岁了，你再叫他创新，他们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而且退职的学者相对多一些。这一部分应当说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可能坚持的多一些，创新的少一些。比如说，对于股份制是不是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些同志可能有一些异议。在改革中间，这一派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总体看是越来越小。

    第二派，我称之为“新马克思经济学派”，简称“新马派”，前面的就简称“原马派”。“新马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应该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教授、杨圣明教授、于祖尧教授、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有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林岗教授等等。我嘛，当然也是“新马派”之一。“新马派”内部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说，我认为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商品，工资——就是公有制范围内的工资也是劳动力价格或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一观点，人民大学卫兴华老教授就不赞成。我们有些分歧，但在很多核心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否则就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了。

    这个流派，我想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以及中央一系列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应当说还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个大框架内的变革。这种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表现在经济制度上，我有个概括——“四主型”经济制度，是从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的四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层面，公有主体型多种类产权制度。这始终是中央文件上的一句话，但对于它的内涵，我们下面还要说，可能不同的学者还有不同的理解。

    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个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阶段，肯定是要公有制为主体，用十五大报告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量的优势，也要有质的优势”，所以它是质量统一观。在表述上，我们和有的论著有个区别，他们说“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多数”，而我们认为不仅在社会总资产，而且要在经营性资产中占多数！为什么？这里面是有区别！如果你说“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多数”，那老实说美国也是社会主义了。美国的那些战略武器、部队、办公大楼、地下资产等全是国有的，你算算他这个资产就不得了了，是吧？那你这个资产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区分了！我们讲的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主要是表现在经营性资产上。所以，“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应当表现在资本的比例上，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外资资本、个体资本，在这些资本的比例上应该是国有和集体加起来占多数。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第二，“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应该表现在就业的人数及其结构上。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外私有制的企业里面劳动，那就说明多数人的劳动还是属于雇佣劳动，而不是一种自主的联合劳动。“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还要表现在对GDP的贡献上、税收上等等。有些论著想架空“公有制为主体”，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公有制是否占主体不妨碍社会性质，这显然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

    这个制度的另一层意思是：要发展中外私有制。这个我想是没有异议的，作为初级阶段应当积极地发展中外私有制，个体的、私营的、外资的，以及各种私有制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先要一个基本形态，然后才是混合。

    我们主张，既然是“公有制为主体”——按照官方文件也是这样，那私有制就应当为辅体，所以我强调建立一个“主体—辅体”的所有制结构，这个所有制结构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现在提到“和谐社会”的标志时，有六条等等，可没有一条说“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特别是所有制基础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理论的不足之处。我在前年年底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时候，在北京有个演讲，《光明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个观点：“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四主型”经济制度。

    为什么“和谐社会”要有所有制基础呢？因为经济是决定政治、文化、艺术、思想等其他东西的一个基础性东西，而整个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基础里面，所有制是首要的一类。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共产党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资产阶级政党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苏东剧变以后，为什么他们第一个步骤就要颁布私有化法律的原因。因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基础就是私有制。所以，我们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事实、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这一点可能不适当的被淡化了，过分地强调政治、权力。有些同志善良地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似乎我们的整个所有制结构都象温州地区那样也没问题。显然东西方经济学都不会认可的！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这个词，混合经济既可以是所有制问题上的混合经济，也可以是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但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应当是公有制占主体的混合经济，不是没有界限了，没有类型了。

    那到底是公有制效率高、还是私有制效率高呢？去年有位师从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教授的中国留学生朱安东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他的博士论文利用世界银行等西方相关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企业的效率主要不是和资本结构相联系(超产权)，而是和竞争状态相联系的。人民大学吴易风老教授译校的美国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也有一个基本结论——现有的经济学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并没有证明私有制市场经济效率最高，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私有制市场经济效率最高，是基于一系列严格假定推论出来的。即使是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是批评“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认为俄罗斯相信了“私有产权神话”，导致了苏东经济在改革中间大规模衰退。作为新凯恩斯主义代表者，斯蒂格利茨等猛烈地批评萨克斯，认为你也不懂社会主义经济，人家要转型你叫人家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就完了？他认为苏东国家相信了这种理论，将私有化列为改革的首要的问题来解决是不恰当的。

    所以说，西方文献本身就有两种说明。第一种认为，企业的效率主要是和竞争市场环境有关，实际上郎咸平和林毅夫就是这样认为的。另一种就象张维迎认为的，只有私有制、私有化，效率就最高。这个问题10年前就争论过！以中国和苏联为例，虽然经济上存在着一些弊端，但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优越性，他有一种内生的机制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绩效并不是低效率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迅速发展与强大就是很好的例证。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低效率的，实际上是得不到实证资料证明的。苏联解体以前，西方的比较经济学、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各类西方机构都是一致公认：苏联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上升的，而且日益接近美国。我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也有专门介绍苏联的部分，其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有些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你只要看看苏联经济就行了。”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大体上在5%左右，远远高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同时期2.5%左右的平均水平。大英帝国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GDP年均增长约2%。日本在发达国家里经济发展是最快的，从二战后一直算到最近一两年内的年均GDP增长率也不过是6.1%，同我们在毛泽东时代30年的年均GDP增长6.1%没有区别。这个实证分析结论，我前几年研究以后也是大吃一惊的，原来也是以为那些年很差的。当然我们应该相信事实与数据，而不是流行的说法！而且毛泽东时代的这个6.1%是在一系列国内外不利的条件下形成的，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二是我国60年代和苏联闹翻了，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合作协议，我国与苏东国家的贸易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新中国第一次经济负增长。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比例失调等以外，实际上是三个因素导致我们60年代初GDP出现负增长，不是两个原因，只是苏联原因不大好说，因为在中苏矛盾中，中国也是比较主动的。实话实说，在中苏论战中，中国理论错的不少，不能因为我是中共党员就瞎说。我在80年代初就认真的研究过“九评”问题。前面是国外的两个不利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人口增长迅猛。在这一系列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还有体制比较僵化，并带有相当的官僚主义，没有认真按计划经济的内在要求去做)，由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之一，又有共产党领导，所以年均GDP还是能达到6.1%。

    1992年我到日本去参观丰田，参观后和他们的教授座谈，他们就非常婉转地提出了个问题，就是你们社会主义企业优越性怎么样？我说：“你看你们辛辛苦苦发展也不过是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我们社会主义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这是你们说的)，就百分之六点几，而且还有上面的那些不利因素，我们稍微改革改革就九点几了，改革还没到位呢，体制还不完善呢！”所以我说，就拿你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最快的做样板，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你优越，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比你优越，统计资料放在那儿呢！而且你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还是冷战的产物呢，没有欧美卖技术给你，让你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和市场，又容忍你的产品大量输入到他们国内，你能达到6.1%吗？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在GDP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发达国家就是2.5%左右，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4.5%左右。整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印证了这一点，这就是实证资料，可是西方的教科书从来不写这些。所以我们“海派经济学”的观点是基于这些实证资料的，在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面前，我们不得不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不要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低效率的，我赞成转向市场经济，而且时间比较早，比大家熟悉的某些经济学家提的早。我在1988年《复旦学报》第一期上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后来官方提出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我仍然坚持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认为社会化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区别。当时就是同有些同志争论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49个被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都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不在里面、老挝不在里面、古巴和朝鲜更不在里面。我讲个统计资料，是国内人士不知道的。前几年我到韩国参加研讨会，韩国一个比我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写的就是《南北韩经济比较》，他的资料显示1990年朝鲜的人均GDP是多少？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1989年人均GDP是多少啊？大约是500美元，而朝鲜是1100多美元，等于人家提前翻了我们一倍。我们国内有没有人掌握这些资料呢？实际上都不掌握。你看骂朝鲜骂得很凶的，巴不得美国把朝鲜消灭掉的。他也不掌握资料，你问他，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就有意问这位韩国教授，资料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回国要介绍，而有些人肯定会说：“这是朝鲜自己公布的，不算数的，是吹牛的”。这位韩国教授就说：“这是我们韩国情报机构根据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然后通过大韩银行公布的。绝对不会错！”他自己用的是大韩银行的数据。朝鲜1990年到1998年经济确实衰退了，负增长。衰退原因是什么呢？前五年主要是苏东解体，苏东贸易突然没有了(当时古巴经济也有4、5年负增长)。接着，又遭受到几年的自然灾害，领土面积又小，一遇灾害没有回旋余地。所以GDP就倒退了，最低降到人均600多美元，但98年以来又开始正增长，有时增长速度是五点几。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正常GDP潜力应当是在五点几到七点几。GDP太快了会影响统筹，影响科学发展。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人云亦云，把传统体制骂几句、揣几脚，显示自己有批判性。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尊重基本数据。那么，毛泽东时代的6.1%有没有水分哪？没有。它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统计局重新估算的，不可能对毛泽东时代有意拔高的。有的省市领导告诉我，还有压低的趋势。

    公有制、所有制到底谁会产生高效率？我认为，如果市场经济操作得当，公有制可以比私有制更适合市场经济，产生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机制，所以，我赞成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就是一句话，公有制占主体的这种类型、这种性质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私有制占主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在美国出版的比较“权威”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上都有，西方经济学大部分教科书也是这样说的。但有些人不是这样区分的！比如，区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那就把它看成要么是美国类型、要么是过去的德国类型，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潜在的意思仍然是科尔奈等的传统思维，认为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公有制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我们中国，包括许多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们小平同志早就打破了这个传统思维，认为公有制也可和市场经济结合。可是，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以及我国不少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公有制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科尔奈在苏东剧变后跑到美国写了本《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这本书的中心观点就是：市场化必须私有化。科尔奈现象我看在中国也有，如今年3月份“新西山会议”上，一位北大法学贺卫方教授讲的话，说我们这些站在右边的人总是把匕首包着，这个匕首或改革目标就是美国和台湾道路。他们先不告诉你这个目标，你一变了，他马上说市场化必须私有化。最近，刘国光同志以及我们都注意了这些问题，过去我也用简称“市场化改革”这个词，1990年我用“市场取向的改革”一词的那篇文章在全国高校会议上就没有纳入论文集，因为出版社不同意这句话！刘国光同志再次提出：“市场化改革”作为一个简称是可以的，但严格来说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于祖尧和刘国光教授)。

    80年代，我们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的数字是多少呢？你看了以后会大吃一惊，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的比例最早的时候只占2%，最多也只有9%。复旦大学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用这个数据，但是他不分析。张维迎教授这样解释：“那时候效率高是因为私有制没有出来，出来了公有制就不行了”。是不是私有制出来了公有制效率必然不高？西方的不少国有企业，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的总效率就超过了非国有企业，赢利水平超过非国有企业。新加坡的学者10年前就写过文章，我也引用过。有人说新加坡只是个城市，没什么典型性。那我说，你每个城市把国企搞好了，全中国不就搞好了吗？搞不好就是国资管理的水平问题了！林毅夫教授也讲过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不是改制的方向，胡鞍刚教授也不赞成这样做，并认为95年以前的改革是双赢，国家和职工双赢，95年以后就不是双赢了。他举实证资料，95年以前GDP增长很快，就业率增长也很快，95年以后就业率增长很慢，大概是百分之一二，很低了。当然有人扣帽子，说他代表了一种反对改革的思潮。现在有个现象，不管你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海归”，只要你反对私有化，就扣你“反动——郎咸平”、“极左——林毅夫”、“胡鞍刚反对改革”……

    在“郎咸平旋风”中，我想，像郎咸平、林毅夫这样的“海归”怎么会反对私有化呢？经过思考、考证，我发现原来他们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他们当初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有门必修课就是《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里有个观点——抑制私人大资本，就是大企业应当是国有的。去年下半年，上海财经大学请郎咸平作报告，吃饭时有教授问他“程恩富教授认为您讲的这番话受‘三民主义’影响，你看是不是这样的？”，郎咸平马上就说：“他讲的对，我就是受‘三民主义’影响”。所以，跟教育背景还是有关系的！

    中国搞的所谓MBO实际上不是真正的MBO，这点郎咸平早讲过。市场经济嘛，国有企业有一部分要卖完全正常，但是怎么卖？全世界有没有这样卖法的？！没有的！拉美没有，撒切尔夫人不是这样卖的，俄罗斯也不是这样卖的！为什么搜狐网、新浪网90%以上的网民都支持郎咸平？有人说郎咸平抓住了个别案例夸大。这是个别案例吗？你到许多省市所谓改制成功的企业去看，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连卖带送的！2002年2月份，当时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上海开过一个小型理论座谈会，我当时受上海市委指派向总书记汇报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思路问题。我估计，为什么请我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有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了，就该卖，我们“新马派”认为可以搞好，自然要请认为可以搞好的我去汇报了。我就把自己五年前的一篇文章拿出来，把“十五大”几个字擦掉——因为就快“十六大”了。因为我的观点不要修改，因为没有我的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还是具有新意的啊！原来是参照吴敬琏、厉以宁教授做的，当然是越做越亏了！

    你看，我们很多法律都立了，为什么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法》？对不对？人家日本战后没几年就颁布了《国有资产管理法》，我们到现在、改革二十几年了仍然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法》！以前有的是一些条例，是管理企业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没有啊!为什么制定了那么多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却没有呢?而且在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法》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所谓的改制，那等于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改制，这和法制思想、民主思想都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国资管理部门有责任了，不递交比较成熟的立法方案，全国人大怎么讨论呢？最近《物权法草案》很多人也都有意见，上面有这样的条文“国有企业负责人如果……擅卖国有资产将追究法律责任……”(大意如此)。你看，这条是空的！哪个企业是自说自话卖的，都是经过国资管理部门批准的！对不对？可见，即使这个《物权法》通过以后，一切不良现象也可能照旧。所以，国资管理系统是有严重问题的，没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也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所有制制度层面还有别的改革观、别的思路、别的流派。比如被称为“新左派”的清华大学“海归”崔之元教授发表过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又叫《自由社会主义宣言》。我与崔之元关系不错，觉得很可惜，他选择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自称追溯的理论，来源于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这倒也好，大家都把“匕首”亮出来，我们认真来讨论，看到底中国应走什么道路！我们环顾世界，总结3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要总结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经验教训，看看我们中国该走什么道路？就怕你假打着什么旗号，有意混淆是非，弄的大家不知道你主张什么。所以，北大贺卫方教授等把话挑明倒也是好事，大家都挑明你主张这个，我主张那个，然后我们讨论看究竟哪个制度好。如果你不让争辩，人家老不说或说假话，那么最后弄来弄去就有可能弄到戈尔巴乔夫式和叶利钦式的人物掌了权，这时若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你任何人对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我认为是好一些的！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有说服力的，能说服大部分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真正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改进。所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是“新左派”在所有制上的基本倾向是反对大资本私有制，但不一定主张公有制占主体，认为公有制、私有制这个比例是无所谓的。

    第三派，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流派，简称“新自派”。国外的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公有制，维护大资本、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就是垄断寡头他也是不反对的。今天的美国和俄罗斯都有金融寡头，你反对不反对就显示出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国外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致指出，世界上被里根、撒切尔抬高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体上是大垄断资本、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理念、经济理论。

    最近我有个想法想和大家交流，顾海良教授也比较赞成的。我觉得西方经济学不要一起评价，我认为新老“凯恩斯主义”基本上可以定位于马克思时代古典经济学的地位，尽管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不少理论和政策主张还是具有科学性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一种改良主义，但改良主义总比“新自由主义”要好！“新自由主义”尽管有各种派别，每个人的思想不完全一样，比如说科斯就比张五常要好多了，但总体上以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当于马克思时代的庸俗经济学，当然这不等于他们的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庸俗的。

    有人说“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市场的作用，那我说“凯恩斯主义”也没反对呀？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没有反对呀？不能因为强调市场，就说有科学性。不对！这个又称保守主义的思潮强调市场过头了。以至于斯蒂格利茨、索罗斯都写文章批评“新自由主义”，认为他们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这是我在所有制层面上谈几个不同流派对所有制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讲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消费品的个人所有。重建个人所有制只能作这样的理解，没有别的理解。这是恩格斯写下的，马克思同意的，列宁也是同意的。现在重建所有制也被歪曲了，很多同志60岁了还不知道，还在作别的理解，那到底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马克思啊？恩格斯已经说的很激烈了，“每个懂德文的6岁小孩儿都知道！”，列宁说到这里时也说：“每个懂俄文的6岁小孩儿也知道！”。结果我国现在还在讨论：联产承包或者股份制就是重建个人所有……马克思怎么会主张股份制呢？共产主义怎么还有商品、货币和什么所有制呢？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牵强附会！但是人云亦云，讲的人很多。

    第二层面是在分配领域，我们要建立的是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这个说法也是和官方一致的，也就是说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产权)都可以参与分配。因为基本的分配方式要么是按劳、要么是按资。1995年我在国内第一个写文章，认为资本家如果担任总经理，实际上他的很多活动是创造新价值的，也创造剩余价值的。比如比尔·盖茨担任总裁的工作是创造价值的，但是他按股分配的那一块是剥削，可以说既是剥削者又是劳动者。假如微软是社会主义企业，比尔·盖茨担任总裁拿的收入可以继续拿，但你按资分配那一块就不能拿了！现在，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有些还是比较权威的，也同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20年前大学生跟我提过的，就是：公有制、所有制为什么要强调，不就是交税吗？私营业主收入过高，通过税收调节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非要强调公有制呢？问题在于，如果在一次分配中他按资或按股拿去了很多的话，剩下来的调节是很难调到位的。西方国家现在的财富贫富分化程度超过了马列时代。不要以为科技发展了，劳动力价值的范围扩大了，贫富差距就很小了。当你有一辆轿车，人家有几辆豪华轿车，当代的富豪不是什么汽车，人家是豪华游艇、直升飞机……。有位政治经济学博导，和我关系也不错，有次跟我说：“哎，程老师你反对贫富分化干什么呢？贫富分化有什么问题呢？比尔·盖茨不是跟我活得一样吗？他有那么多钱又能怎么样呢？我不也活得蛮好的吗？”如果都他象这样，那也不会有什么革命了，那杨白劳也可以说黄世仁财富多就让他多嘛，就让他好嘛！我能力和素质不行就自杀算了！那也太讲不通了，那人类社会也没有什么追求可讲了！那日本鬼子打过来就打过来嘛，中国资本家剥削和日本资本家剥削有什么大的区别？你要想得通，那全想得通了！

    所以，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貌似合理，其实是站不住的。一次分配不要讲公平吗？二次分配不要讲效率吗？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另外，效率优先这种说法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我们“海派经济学”从来就没有赞成过、同意过。你看美国奥肯的著作谈的是公平与效率，明明是平等与效率或公平与效率，西方经济学家把这几个词不加说明的等同了，然后就冒出个基本定理或基本关系什么的。就是把公平等于平等，平等等于均等，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公平可以等于平等，意思差不多，但是公平和平等不等于均等！西方经济学比较巧妙，用了个均等，既有公平的意思，又有平均主义的意思，然后均等就等于平均。他们把经济公平、经济平等这么大个问题缩小到收入的分配问题，并且用两个有缺陷的指标去衡量(基尼系数、收入五等份)，从而得出越公平越无效率。谁说平均等于公平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没讲过啊！按资分配在经济关系本质上当然是不公平的，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义啊！按需分配是平均主义吗？你胃口大的多吃一点，胃口小的少吃一点，怎么是平均分配了？个子高的人穿的裤子不要长一点吗？哪是平均主义啊？其实这只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一种攻击性行为，并不是不知道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关于公平与效率，我有专门文章的，我的这个定理是这样的，也是我们“海派经济学”几大假设之一，即“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简单来说就是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无效率。如果单从西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观点，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收入五等份的差距我国也比西方发达国家略大些，但是社会的贫富分化主要不表现在这个差距上，主要表现在财富的占有上。为什么他们用五等份，而不是十等份、二十等份呢？他们用十等份、二十等份，中国差距就比他少！这就是诺奖获得者索罗说的：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政治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某种价值判断。我们前面讲的斯蒂格利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都是120万字，你看有没有财富的指标？没有！只有收入分配，而且实证资料出奇的少。因为财富的指标他们不能说啊！一说美国大学生都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尽管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都公布这些资料，但他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不写!可见，我们说他们有阶级性，索罗说社会科学家有政治性、有价值观没错吧？没有冤枉他们吧？不过萨缪尔森还是写了一些真话，但没写到底。他的真话是什么呢？他说，考证了许多资料以后证明，收入差距的加剧很多都是财产占有差距造成的。前几年我写过文章说，经济学既要讲经济公平，又要讲经济效率。这是经济学的两大主题，不能说经济学讲效率、社会学讲公平，这是流行的错误说法。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公平的国家，因为财产占有上反差巨大。这个原因会导致人们在进入市场竞争之前或之中，已经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美国1%最富的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含各类有价证券)的三分之一，9%较富的家庭又拥有其中的百分之四十，等于10%的富裕家庭拥有近80%。

    前些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出：提高低收入，扩大中间收入，调节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和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关于分配问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也有点分歧，有些人认为外国的私营业主有剥削、中国的私营业主没有剥削。为什么？因为有共产党领导。有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书中说外国的资本家是有剥削的，如果到中国投资也是有剥削的。中国的私营业主假定他的来源是合法的话，后面就没有剥削了！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说明的三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的。假定资本原始积累是他个人的，没有违法的，以后简单再生产也证明不仅M是工人创造的，而且C也是工人创造的。你看，这就是个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所谓创新。当然，我当面也会说他：“你这观点是不对的。”中国的私营经济主是自己拿的10万块，后面就没有剥削了？来个高鼻子，是他父母给的钱就是有剥削了，这是什么经济关系分析啊？如果黄世仁的财产是他父亲给的，那你说他后面有没有剥削啊？

    可做如下选择：把刘少奇所说的剥削有功论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五句话，三十六个字)“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及其剥削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最终还是要消灭他们。我的意思是，第一代领导人说剥削有功的意思是私有制剥削有积极作用，但没有否定他有消极作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评是乱上纲的。第二是邓小平说过要消灭剥削，如果没有剥削就不要消灭剥削了！私有制没有剥削，那什么地方有剥削啊？前面两代领导人是这样说的，第三代领导看看怎么说比较好？可以推论：如果否定私有制具有剥削性，就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根本点和合法性问题。共产党凭什么没收地主的土地呀？如果你说地主没有剥削，你怎么好没收他土地啊？如果你说资本家没有剥削，那资本主义改造怎么改造啊？那赎买不是购买，赎买是以革命暴力、是以政权为后盾的，不是等价交换的买。那你赎买的经济学依据是什么？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如果你说资本家没有剥削，那本来就是他的了！本来是他的，你进行赎买就是“非法”的，就变成“强盗”行为了！这就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劳动价值论了，对不对？马克思别的体系都是推论出来的，当然是基于事实推论出来的。还可作进一步推论：如果否定中国的私营经济有剥削，就会连同否定黄世仁有剥削和整个当代资本主义有剥削。你想想看，我们看过《白毛女》这部电影的。在《白毛女》中，你说黄世仁与杨白劳是不是经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你要用西方私有产权理论来分析，黄世仁一点剥削都没有的！一点责任都没有！你看黄世仁的财产、土地怎么来的？或者是祖辈立功了、或者是祖辈的经营留下来的，他有了财产、土地。你杨白劳没有土地，来求我，要租我的土地，我看你老实巴交的才租给你的！我不租你土地，你就饿死了。我租给你没错吧？至于要交六成租、七成租，那是有契约关系的。你画押签字的，说明是平等的，你可以不签。你签了，就说明是自愿的。好像黄世仁也没错啊！好，本来秋收后你应该交谷物的，你不交，到年底我该执行契约了。我没空儿，委托个“代理”，派个管家——你们叫狗腿子，西方经济学叫“代理人”——到你们家执行契约，最后一天，年三十儿了。你看，你还是不讲诚信！见都不见我，还跑掉！你至少也得在家里说明情况啊？(张维迎教授不是讲吗，“无恒产者无恒心”，引用孟子的话，你看没有财产的人最不讲道理，地主、资本家都很讲道理！有财产的都很讲道理！都讲道理，安然事件会有吗？假冒伪劣产品还有吗？扣发民工工资、延长劳动日，煤矿那么恶劣的工作环境是讲诚信的表示吗？这些都证明不了孟子和张维迎的那句话。)最后，你人也不在，看看你家里还有什么财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讲地租有三种形式：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务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你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劳务地租，喜儿失业在家没工作，那就到我家里做劳务抵债吧。这也符合你们的地租观！你说黄世仁有啥错？最后黄世仁好像还倒霉，被抓起来，他的风险有多大！你看财产也没了，人还要被批斗。这个契约关系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讲的，所以黄世仁你斗他，他一点也想不通，怎么租租租，最后租出剥削来了？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有剥削啊！过去抗美援朝抓住一些美国俘虏，为了活跃他们生活，放影片《白毛女》给他们看。结果美国兵说：“杨白劳自杀是没有必要的，债嘛，是应当还的。”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位母亲想教育她女儿，带她去看《白毛女》。看完以后，她女儿怎么说？她说：“喜儿蛮好的嘛，就嫁给黄世仁算了，现在不都流行傍大款吗！省得跟穷大春受那个苦了……”她母亲听完惊呆了！近几年国内发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文献都一致主张，私有制就是有剥削的！现在发展私有制，政策上允许剥削不等于在理论上否定剥削！如果否定剥削，那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就没有了！诚然，劳动价值论是要发展的，我本人的新著叫做《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和实证研究——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后来，十六大报告没提剥削问题，从而这一问题争论告一段落。

    第三层面，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我们主张要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科学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与随意滥用“市场化改革”是不同的。现在中央讲究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就是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功能性双重调节机制，这样，容易达到社会经济和谐。为何上访、闹事、犯罪和社会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就是因为国家调节存在不到位或不得当的情况。只要看看在近年所谓管理层收购活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引发各阶层公众的不满和不和谐，就可得知某些政府部门的调控有多滞后和不明智。没有人否定市场型的产权改革，但不可背离市场规律乱来。

    在这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赞成国家调节为主导，认为调节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引用西方文献里提出了一些模糊概念，叫“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我倒是主张建立“小政府”，但是应该是“小而强”，不是“小而弱”，更不能是“大而弱”！“大而强”也不适合市场经济，我看“小而强”最好。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是主张政府少说，而事实上就是垄断资产阶级说了算！

    过去日本、韩国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应当说这是他们经济曾经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后来他们相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就开始下来了，这是日本东京大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教授到中国来说的，是有实证资料证明的。美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也用资料证明，美国在实行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比五、六十年代慢。法国马恩河古大学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迪劳内也用资料证明，欧洲国家由于实行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速度也比以前慢。苏东国家也在采用“新自由主义”后，出现大规模倒退。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十几年后，现在都翻过来了……。现在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等左翼学者一致批评“新自由主义”，法国的调节学派，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演化经济学都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第四层面，即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

    我们知道，改革以来官方在这上面的提法是有一些变化的。改革开始时，小平强调“引进来”，后来江泽民同志在“三讲”的时候提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战略，但是没有突出强调“自主创新”问题，胡锦涛同志执政后迅速提出“自主创新”！我认为这第三步非常关键，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亮点。在经济学上，我前几年提出第三种优势理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另外两种优势理论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综合竞争优势理论)，主张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推行知识产权战略。最近一两年，官方也是在大力提倡这种战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般来说，我们党的第一把手认识到了，下面的“大臣、诸侯”就迅速地认识到了，否则，你和下面的人讨论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