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很少有校长能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为这种评价体系所诱惑，反过来，更多的校领导，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仕途发展而积极谋划。这就不难理解，我国大学校长在黄金年龄段离开校长岗位，大多不是回到学校普通教授岗位，去重新做学术研究、搞教育教学，而是升迁到了各个与教育有关无关的官员岗位上。

    大学校长的这种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这种价值取向，已经深入大学的各个层面。为什么一名教授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应聘一个正处、副处，甚至正科岗位，并努力去走行政发展之路？为什么一个教授担任某个研究所的所长，总觉得没有发展、没有出息，总是想着能当上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就是这种价值取向所致。

    当然，对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有很多的无奈，对于行政权力的追逐，成为他们不得已的现实选择。社会所期待的大师、教育家，均在这样的现实选择中，远离众人的视野。从整个教育发展看，这无疑是最大的人才错位与人才浪费。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曾在中国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我认为，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10年。”这句话赢得中国校长的热烈掌声。为这样的声音鼓掌，看得出校长们在某些时候进行的内心挣扎。

    减少大学领导、教授们的内心挣扎，需要让大学脱离官僚体系，否则，在大学里，难以存有教育理想、学术理想生长的空间，而只留下官场规则、行政话语。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就遥遥无期。（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