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考生的高考权利之所以游离在制度之外，不能怪孩子家长移民，也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户籍制度上，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招生体制才是问题的根源。前两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海南高考移民事件已经凸显招生体制的弊端，学生高考无门、被迫留学，再次将了招生体制一军。

    由于多种原因，各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生源数量与高等教育资源不对称的情况客观存在。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做好宏观调控，公平分配资源。但事实上，现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并不能体现公平。由于招生体制画地为牢，许多全国综合性大学越来越地方化，在办学所在地的招生比例高居不下，俨然形成了教育割据的局面。

    不少有识之士为此进言献策，希望改革高考招生指标分配制度。今年“两会”上，洪可柱代表疾呼实行名校招生名额分配听证制度。刘中慧代表在提出“关于全国重点大学招生公平性的建议”。去年中国政法大学先行一步，建立了按各省市的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制度。虽然改革措施还存在瑕疵，但在招生体制不公平的大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热气并没有融化招生地域差异的坚冰，目前还没有第二所名校跟进。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参与改革发展成果分配的热情高涨，而公平的受教育权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以地域为界限的差别化招生制度越来越成了教育公平的绊脚石。它继续“合理存在”下去显得不合时宜，面对考生高考无门的尴尬，如何作出调整，使招生体制趋向公平合理，成为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