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很清楚，于丹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正是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于丹一下子推到大众面前。于丹能够迅速走红，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中央电视台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强化了它的传播作用。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会不会造成媒介的霸权和专制？它是不是伤害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而大众的行为又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这个传播系统所操纵？其次，以中央电视台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以及它所兼有的意识形态和商业经营的双重特征，有没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把经过自己筛选、甄别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或一种行为准则，作为商品推销给社会大众，而社会大众只能在懵懵懂懂中成为被动的接受者？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们从于丹现象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名利双收——所谓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曾经谈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他认为，早年的电视还能关心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注意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却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其背后正是商业逻辑在起作用。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则最终体现在收视率上。高收视率必然带来高额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它所付出的代价，则是使电视从信息、文化的传播手段沦为某些人的“印钞机”。

　　事实上，我们从《百家讲坛》对于丹和易中天的经营中不难体会这一点。甚至，《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也不避讳这一点，他曾表示，就是要把这个节目做给更多的观众，做给那些不读书或者没有时间读书的观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出受观众喜欢的学术明星”。所以，对于来自学术界的批评，他干脆不屑地说：“搭理他们干嘛！”这种态度典型地表现了身居强势媒体的发自内心的优越感，说明他们根本无意讨论严肃的文化问题。那么他们真的只是出于向观众普及传统文化这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吗？我倒宁愿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收视率可能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还是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视率，他们宁肯伤害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