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美国、瑞典、日本、新加坡特派特约记者 侯玲玉 雷达 乔生 陈欣 环球时报记者 李虹

在中国青岛，3名小学生拖着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

    今年春节，许多中小学生过得并不轻松。他们或是面对升学压力，或是奔波于“琴棋书画”各种辅导班之间，可学习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近年来，为学生减负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学生的作业虽然少了，负担却反而越来越重。这种现象在韩国、新加坡等许多亚洲国家也普遍存在。针对中小学生明显“超重”的负担，海外学者们是怎么看的呢？

    每个人都企图在知识占有量上压倒对手

    对于减负话题，身在日本的华人学者有自己的看法。日本宫崎公立大学教育学部王智新教授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他认为要从制度与观念两方面去找原因。

    “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教育观念比较陈旧。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教育的大众化，教育普及首先堵死的就是读书做官的路。但是很可惜，在中国许多人还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不放，结果导致孩子们从小就进入死记硬背式的学习，而大学毕业后又哀叹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这种心态不改变，即使教育普及后，大家也要在教育的量上竞争，企图在知识绝对占有量上压倒对手，而不问学习的实际效果，导致学习竞争的恶性循环。这是‘减负’难以生效的最大心理障碍。”

    “其次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我国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以前计划经济留下的模式。尤其是高校办学和高考制度，造成了很多弊病。家长和学生无法选择，只有千军万马挤那座独木桥。不但家长那样想，我们的媒体也在不断地宣传，每年公布的所谓高考状元榜，就是至高无上的指挥棒。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学生的书包怎么会减轻?”

    相对于教育专家王教授从大处着眼，作为孩子家长的华人学者庚欣先生则另有一番具体的体会。庚欣原在北师大任教，一直关注教育中“课业负担”之类的话题。在他看来，中国特殊的家庭模式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421”家庭是一种倒金字塔模式，上两代人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事业上的目标和希望都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教育投资上，所有家庭收入集中在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使孩子无论上什么“班”、买什么书，都没有财力约束——“负担”就有了经济依托。具体管理上，4位老人加上父母，6个大人对一个孩子轮番大战，倒班盯住，使我们的“小皇帝”不堪重负，难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