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因何失势？西安事变站错队
http://www.sznews.com 2008-12-18 09:16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到了第三天，他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指令中共领导人，设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最好是释放蒋介石。陈立夫的活动收到了效果，他后来说:“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陈立夫在与潘汉年会谈后，对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有了些许宽慰。他认为下一步将是迅速出兵讨伐西安了，因此，陈立夫与陈果夫积极活动，促使何应钦尽快向西安方面进剿。在一片讨伐的气氛中，何应钦即调派大军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历史常常表现出极大的偶然性。正当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宋美龄于13日回到了南京。她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的主张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坚决支持，于是该派很快压倒主战派，占据上风。何应钦虽然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不许她管国家的事，但在蒋氏裙带派强大势力下，他也无可奈何。这样，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宋子文、蒋鼎文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以使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则亲赴西安，参与处理事变。
宋美龄的到来好像一下子扭转了整个事变的大局，同时，也在改变着一些国民党要员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其中就包括陈果夫、陈立夫。此时的陈果夫、陈立夫开始反思起自己的态度来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是按照“有理”的标准来决定自己态度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又不得不考虑另一个标准——“有利”。所谓“有理”，即从国民党大局出发应该如何；而“有利”则是以自己的得失为尺度，怎样做对自己有利。
根据当时情况分析，陈果夫、陈立夫之所以极力主张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其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曾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共党入之矣。”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竟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插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从反共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讨伐。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而且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陈立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觉得应该识时务，立即转变态度，否则，将来蒋介石回来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
12月20日，又是星期一，也是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讲西安事变。他说:“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这与前一星期大骂逆贼，要平叛、镇压相比，明显已经变了口气。后来，他再次致电龙云，也委婉谈到:“至委座安全问题，俟前往之美顾问端纳回京询明真相后，再熟商营救办法。”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他们在内心里还是希望以武力讨伐张、杨的。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他们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一是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二是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三是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四是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五是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尽管陈果夫、陈立夫以极大的耐心急切地盼望着、准备着，特别是在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讨伐西安，但历史同陈果夫、陈立夫开了一个玩笑，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陈果夫、陈立夫只能在心里向蒋介石申辩
1936年12月26日，这是陈果夫、陈立夫一生都记忆犹新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出乎陈果夫、陈立夫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都怀着自己特有的心情到机场迎接蒋的归来。陈立夫作为蒋的亲信，被允许跟随到达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由于背伤还没痊愈，一进屋便躺在了床上，长长地舒一口气。
陈立夫站在蒋介石的床边，显出一副兴奋而又沉重的样子。此时，他觉得有很多话要同蒋介石说，但又想不出从何说起，沉默片刻，他找到了个可以说的话题，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态度问题。为什么陈立夫要向蒋介石问起周恩来呢？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但是，尽管如此，陈果夫不可能改变他的反共立场。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
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有激烈动作。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讨伐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绝不可能的，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好机会。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进军，碾碎共产党人。”
陈立夫越谈越起劲，不时地观察着蒋介石的表情。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陈立夫看见蒋介石一直不讲话。也就不再说了，但他从内心里想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一下。可蒋介石并不买他的账，于是，直到后来他还觉得蒋介石应该采纳他的建议，当时如果蒋介石听他的建议，国民党不可能败走孤岛。然而，陈立夫太天真了，历史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继续围攻共产党，主要取决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讨伐方案的否定，这使陈果夫、陈立夫十分难堪。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心，也为了给自己讨回一点面子，他们广造舆论，说什么西安事变的解决是“领袖诚意感召，迫使张、杨回心转意的结果”，是所谓“人心一致之胜利，中央政府处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之胜利。”刚开始，蒋介石倒没说什么，但过了不长时间，蒋介石便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并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把戴季陶、何应钦等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在内的主战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顿。文中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得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必要，委员长抑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陈果夫、陈立夫被批评一通，心里很不舒服，也是不服气的，但表面上不敢反驳，只能在心里申辩，他们的确没有别的办法。以至几十年后，陈立夫依然耿耿于怀，说“宋美龄毕竟是个女人……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但陈立夫当时是不敢这样说的，他必须慎重对待一切，尽量去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去协助蒋解决面临的难题，以减少蒋介石对他们兄弟的不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致电大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的伟大前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态度，多少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有触动的，再加上他们想到西安事变的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上，二陈的顽固反共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站在国民党民主派一边，与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陈立夫主持大会党务组的讨论中，没有再出现反共的言论，在其通过的《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方法》中，也没有出现“共匪”、“反共”、“清共”、“剿共”等字样。
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提出对外绝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对内提出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等等。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开了大门。面对三中全会出现的这种合作抗日的气氛，陈果夫、陈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对恢复已经停止了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但尽管如此，陈果夫、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陈果夫、陈立夫也在后来的事实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来源： 书摘 编辑： 艾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