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应该建立“大美术”模式
http://www.sznews.com 2008-12-04 16:58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曹明求
我读１１月２８日《深圳商报》“场论”应天齐先生的《深圳需要新型文化形态的构建》，又找回１１月１４日陈美寿先生《深圳需要怎样的行为艺术？》一文仔细拜读。这两篇文章讨论的焦点问题均涉及到了深圳当前的艺术形态，应文着重从学术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当代艺术观点，而陈文则侧重于从艺术观念上声明自己的审美取向。笔者认为这种善意的争论对于深圳美术界是很必要的，也是很正常的。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大概就是说的这种现象吧。
深圳艺术应建立“深圳模式”
笔者赞同应天齐先生文中所言：“艺术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因为任何艺术创造都是植根于文化的，评判艺术优劣与否，决定的是相对应的文化形态。”应天齐先生在这个“文化形态”的概念之下，明确界定了架上艺术、实物艺术和行为艺术三者之间的区别，以及三者在艺术形态、理论定位及批评标准上的不同区分。应天齐先生严格按艺术创作的种类来要求艺术批评能够“对应”，在逻辑上讲是合情合理的。而同时，笔者也觉得陈美寿先生其实代表了一部分艺术爱好者对传统审美的执着。 结合应文和陈文，笔者也试图参与进来议论一下深圳需要什么样的当代艺术，什么样的文化形态适合深圳目前的现状。
笔者身居深圳，也是深圳艺术圈的一员。深圳是一座非常特别的新兴城市，在地缘上远离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而与都市文化活跃的香港毗邻，在人才优势上汇集了中国南北精英成为典型的“移民之都”，致使其文化形态处于“后工业时代”与多种文化交融的状态。因此深圳当前的文化形态不可能是“北京模式”，也不可能照搬“香港模式”，而应该是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深圳模式”。笔者心目中的“深圳模式”应当是一种“大美术模式”，一种“大美术实践”和“大美术视野”。只有拥有这样的“大美术”，才符合我们深圳的文化形态，才能充分体现我们深圳艺术家的群体创造优势。
以历史的眼光研究深圳艺术
笔者曾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在《美术报》发表了拙作《当代艺术的“大美术视野”》一文，对“大美术实践”做过基本的概念阐述：“大美术实践”早在唐朝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即有体现，把单纯的美术创作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西方文艺复兴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美术实践超越了绘画范畴，开始“大美术”实验。到了近现代的达利、毕加索，“大美术”涉及面更为广泛，冲出架上融入电影、陶艺等各种领域。到了当代，“大美术”更是无所不在，基本没有了美术与现实的区分，而是美术与现实彻底水乳交融了。笔者主张，深圳艺术形态的“大美术”观点应该建构在以下的论述基础上：
必须放宽艺术的视野，将深圳艺术实践置之于整个大时代氛围中，彻底打破艺术创作在文化形态上单一化的倾向，进行全方位的艺术探索实践。历史学家黄仁宇毕生主张“大历史”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有一种长期的合理性，而这往往即便是当事人也不知不觉，只有事成之后，以一种长时期的眼界，才能看出历史走向的清晰脉络与意志所归。有鉴于此，对待深圳艺术形态的构建，笔者也主张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将深圳以前、现在、将来的艺术实践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形成深圳艺术形态的纵深感。把深圳的艺术实践放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背景中进行研究，有效积累成学术理论，并从中整理出深圳艺术形态独特的学术价值。
艺术要百花齐放
艺术家也要不断创新
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汲取后现代艺术的精义，以我们深圳艺术家自己的独特手段，形成本土的、有鲜明特色的深圳艺术形态。我支持应天齐先生结合深圳本土所进行的《砸碎黑色——零点行为》、《大剪纸》、《对话观澜》等行为艺术尝试，这些作品对深圳当下的文化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艺术创造是感性的，任何艺术形式都需要我们以“敢为天下先”的态度去大胆尝试，而其中的对与错、得与失，我们也必须以理性的审慎态度对待，理性的分析更不可少。所以，我也支持应天齐提出的“深圳需要新型文化形态构建”的主张。所有的艺术活动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要保持广阔的艺术视野，首先要厘清纷繁复杂的现象。只有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总结，我们才有充分的发言权去判断是非曲直。
必须以切实的眼光和实际的行为，投身于富有我们深圳特色的“大美术”实践之中，真正使我们深圳的艺术形态具备“大美术”特色。真正的艺术不是一个声音、一种旋律，而是“百花齐放”、形式多样。即便是同一个艺术家，他的创作也应不断发展、不断延伸、不断变化。以笔者的亲身感受而言，笔者的“大美术实践”也已冲出了架上绘画范畴，涉足立体的陶艺、多维的服装展示等等，惟有如此，才能够称得上是“大美术”。
正如西方学者科林伍德所言“当代历史使作者感到困难，不仅因为他知道的东西没有完全消化、连贯不起来和太零碎”。西方艺术家也面临很多困惑，我们中国艺术家更要面临很大的传统压力。我们身处当代，如果缺乏广阔的视野，因视觉的局限和自身高度的限制而无法看清辽阔的天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从而导致我们艺术实践的不圆满、不确定。感谢深圳艺术批评的良好氛围， 感谢我们正在经历的后现代，此二者的综合给予笔者思维上的突破，使笔者能够以实际行为投身建构富有深圳特色的“大美术”行动之中。
来源： 深圳商报 编辑： 艾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