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退李克农阅后转到干部局，原件有中央同志亲笔批语，要求尽快退中央办公厅保存。因为关系到我部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需要留个凭证，我亲笔将结论连批语照抄了一份，送各位部领导传看、圈阅后放入我的保密包，保密包还加盖了密封印泥，锁在干部局的保险柜里。李克农为保护干部，要沙韬改名为张韬，与中组部商议把他调到边远地区，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该结论抄件因为内容牵涉较多，仍保存在我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位高权重，很快找到沙韬，把他投入监牢，成立专案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任组长，对沙进行迫害性的审查。专案组特别向我调查沙韬的情况，实际是试探我对沙韬的看法。我据实以告，说沙韬是好同志，经我们认真审查过，没有政治问题。这一下惹恼了康生、曹轶欧。我部造反派夺权，打开干部局的保险柜，在我的保密包里又发现了我亲笔抄写的、有刘少奇批语的沙韬结论，康、曹认为这是件大事。李克农已经过世，从部办公厅又查出李克农关于此事的日记，都送给了康生。康、曹如获至宝，认为这些都是李克农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陷害康生的铁证。这时单位早已改为中央调查部，马上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揪斗追查。

    1967年8月31日，康生、曹轶欧特别为此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调查部几个有关人员和造反派代表，追查李克农如何与杨尚昆等人串通，阴谋派沙韬去“陷害”他的内幕。他们气势汹汹地追问我:为什么现在还说沙韬是好人？我只好说我警惕性不高，没有发现他有反革命活动。问我为什么亲自在保险柜里窝藏刘少奇的“黑批示”，我说重要政治文件我都放在保险柜里。康生、曹轶欧听了大发雷霆，对已故的李克农和我们几个相关的同志连批带训，追问、申斥达六个钟头，骂了个狗血喷头。

    会后他们还单独找造反派代表说:康生1950年住北京医院，王珺也住北京医院；曹轶欧1956年入中央党校，王珺也入中央党校，肯定是李克农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要严加追查。我一回机关，便看到中心广场已经贴出字有斗大的、惊心动魄的大标语:“陷害康老的大特务王珺罪该万死！”造反派认为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点了名的、最严重的“反革命”，立即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批斗、游街、抄家、戴高帽子，靠边站了11年，并牵连到我老伴杨戡，她也受到曹轶欧极恶毒的诬陷，多次被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