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领导过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和这个部门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我头一次见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听他的报告，讲托派如何从一个政治派别变成帝国主义的间谍。

    当时，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蹬长筒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好像总是咬牙切齿，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为什么如此强调托派问题呢，后来才知道他惯于把“反托洛斯基派”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来整人。他刚回到中国，便制造了诬陷陈独秀是“托派、汉奸”的事件。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托派”，还用逼供的办法搞了不少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