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从开始坚决地反对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到长征路上，坚决地支持毛泽东。他在“支持”和“反对”的问题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为什么这样做？

    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长征路上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凯丰亲眼看到了在中国、在中国工农革命的道路上，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能打胜仗，才能领导得了中国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事实。

    所以，凯丰在党内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又一次站起来说：

    “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这是发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真人和真事。

    其实，毛泽东到底看了多少遍《孙子兵法》，谁人也不太清楚，也没人去考证。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被凯丰抢白了几句这之前，只是看过《孙子兵法》，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它。由于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是靠《孙子兵法》指挥打仗，这就更加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的想法。1936年，毛泽东为此特地致函当时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同志，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是“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开始认真地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战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