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钱两人曾被长期关押，直到1946年经过认真甄别才得以平反。

    康生从苏联回来不久，延安许多同志不知他是何许人，这两个案子传出去后，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使他声威大振，都知道康生是从第三国际回来的领导人，是个神秘人物，抓特务有办法，是个很厉害的、了不起的特别工作部门首脑。在保卫部门曾有年轻同志，幼稚无知，缺少经验，出于主观主义和对敌人的仇恨，使用了逼供的办法，误将好人打成特务的事例。但是康生不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不属于上述情况。有的老同志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刚刚回国，是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两个显赫、重要部门的首脑，特务不是什么时候想抓就有的，他新官上任，是否急于展示自己的手段和本领，故意制造假案，一鸣惊人，虚构政绩，以抬高他的身价和威信呢？根据他一贯的思想作风看，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完全排除康生“有意而为”的可能。

    两个秘书的遭遇

    秘书匡亚明

    匡亚明1941年曾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通报组组长，后担任康生的秘书。他1926年在上海大学和康生同学并同时入党。

    1932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担任共青团南汇区区委书记，因为上海党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国民党逮捕或枪杀，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说是匡亚明叛变告密造成的。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消除隐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组织研究决定对匡采取果断措施，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开了枪。后来证明这个情报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