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玻璃的水晶棺研制难度比较大，又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安装完成，仅有11个月时间。经去上海、锦州等地实地考察，中央领导决定以北京六零五厂为主战场，邀请上海、锦州、武胜等石英玻璃厂，成都二零八厂石英车间工程技术人员来北京搞全国石英玻璃大板的大会战。

    1976年9月19日这天，原北京玻璃总厂厂长肖秧同志和原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长景立柱同志让我去北京玻璃总厂一趟，他们让我用过去烧结红宝石的工艺，看能不能烧制石英玻璃。肖秧同志当时是“九办”的成员，同原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同志一起负责毛主席纪念堂设备组的工作。我1957年20岁时到北京玻璃总厂参加工作，1960年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玻璃研究所担任技术员，6年后升任为研究所技术副所长，1970年，我被调到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工作。我在北京玻璃研究所期间，景立柱同志是当时的所长，对我各方面情况都很了解，因此同肖秧同志一起，向组织上建议，抽调我参与到“一号任务”中。如今，老肖和老景同志均已过世，想来不胜唏嘘。

    到总厂下属的六零五厂向杨光铎厂长报到后，在车间我又碰到了老厂长董云武、老技师沈志杰、石维成、傅书明、张德启、唐宝荣师傅，以及玻璃仪器厂支援过来的宗程远、李纪章师傅。虽然我已调离玻璃总厂多年，但师徒间感情很深，见面后都感到能参加水晶棺石英板的会战，又光荣又自豪，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

    制造石英玻璃大板难度大就大在前人没有做过，两米多长的石英玻璃大板没有见过。石英玻璃熔化需要摄氏1700多度，用什么工艺？用什么设备？用什么原料？只能从实践中摸索。在杨光铎厂长的领导之下，我们分成三个组采取三种工艺、两种原料开始实验。两组用海南岛、江苏省东海县两地送来的水晶粉烧制，另一组试验用四氯化硅经氢、氧焰烧制。全厂职工都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会战中，特别是老师傅们废寝忘食，连着几个月不回家，吃住在车间，高温、粉尘、有害的盐酸蒸气不加理会，更不讲报酬，至今想来，仍令我感佩。经过实践，把两种用石英粉烧制的工艺否定了，决定以四氯化硅为原料烧制石英玻璃。三个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