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既有道教的理论基础，又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可以用来交换权力财富。于是风气蔓延，从宫廷到官府，而至民间，举朝上下，争谈秽幉。春药、房中术上可以登龙，下可以致富，一时间成了为社会所追捧时尚。陶仲文之后其他的如应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等，皆以进方药而得飞黄腾达。御史万安“初因年老病阴痿，得门生御史倪进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御史是也”，靠敬献这个秘方，此人居然一度爬到内阁首辅的位置。

    万历初，抗倭名将谭纶“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结果一跃而为大司马。不过他的秘方不太到家，“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另一位声名更为卓著的戚继光也曾干过同样的事，然戚继光搞来的春药比谭纶的更猛，“药虽奇验，终以热发，（张）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暖耳，无一人敢御。”连张居正这样清醒精明而有大才干的政冶家在欲望上都显得如此贪婪，就不用说其他一班随波逐流的政府官员了。正所谓“盖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