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听力稍差些外，反应敏捷、语速极快的毓嶦丝毫不像一位82岁的老人。曾采访过毓嶦的一位英国作家描述他“精力充沛、温和而又幽默”，“体现出了这个皇族勇于承受的精神，对于失去的地位、财产、封号，毫无怨言，为还能活下来而感恩”。曾经的显赫家世、与末代皇帝相伴二十年的特殊经历，特别是作为战犯的十年囹圄，而今都变成一种历尽沧桑后的豁达与淡定。

    我的身世

    我和溥仪都是道光皇帝的后代，道光皇帝有七个儿子，继承皇位的咸丰是皇四子，被封为恭亲王的奕訢（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皇六子，皇七子醇亲王就是溥仪的祖父。所以从辈分讲，我是溥仪的下一辈，我们是叔侄关系。

    我1923年出生在大连。我们家怎么从北京“流落”到大连？这还有一个故事。当年咸丰赐给“恭亲王”奕訢一柄白虹刀，这把刀有点像现在常说的“尚方宝剑”的威力，可以先斩后奏。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史可法，不过我至今还没找到过证据。白虹刀后来传到父亲溥伟手中。光绪临死前，让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父亲说，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反而做了大总统。父亲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岛又被日本占了，但在1922年还给了民国，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父亲只好搬到了大连。

    我们在大连生活时，“满洲国”一年给父亲一万块钱的生活费，几乎等于平均一个月800多块大洋，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过得充裕一些。但父亲以前是住在恭王府里的人，到了大连，还摆出王府的架子——很大的一个楼，这么一大口家，还有佣人、厨子、司机，父亲每月花几百块钱聘一个秘书帮他处理事情，家里的开支太大。

    当然，说起来北京的“恭王府”曾经是我们家的。后来有人问我，对恭王府“你家”有什么印象？我说我能有什么印象？！1957年我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放出来，人家溥仪是特赦回北京，到哪儿都有安排。我们放出来时，人家只给20块钱，问一句：“家在哪儿？”“北京。”给一张回北京的票就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关房，离恭王府非常近。那时候看恭王府，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吃饭还没着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