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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献祭牺牲者是个俘虏，那么他的几根残骨会被那个抓获他的人留下，以纪念战功。妇女和儿童经常被作为牺牲而献祭的对象。 这种致命的方式并不是最通行的，常见的做法是把血液奉献出来，他们用石刀或动物骨头、贝壳、荆棘等锋利尖锐的东西，给自己放血。割破的部位遍及全身，因人而异，有时是额头、鼻子、嘴唇、耳朵，有时又是脖子、胸口、手臂、大腿、小腿，直到脚背，甚至还割破阴部取血。在亚克齐兰遗址极其精致的雕刻横楣上，表现出一名女子正在拉动一根穿透她舌头的带刺绳索，血液滴在她身旁盘子里的树皮纸上，这张血迹斑斑的树皮纸将要献给神灵；现保存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一只陶瓶上画着一排蹲着的男子，每人手持一件精锐的锐器，正在刺穿自己的阴茎。
除了流血献祭，玛雅人也用别的途径宣泄着他们对鲜血的渴望。例如：残忍地屠杀战俘。波南帕克壁画就忠实记录了这一血腥的场景。该壁画全部作于一座较简单的三厅神庙之内，三个厅堂的壁画互相呼应：左厅表现盛典准备，以放松和期待的情调为主；中厅是征服敌人、屠戮战俘的激烈场面，强调着生死巨变、悲欢离合的人生主题；右厅表现庆典大功告成，更在热烈欢快气氛之中显出庄严隆重。此庙也因而得名“画庙”。其中中厅壁画的描绘尤为触目惊心。画面的最下一列是举着枪矛和各种族徽、图腾等前来观看、庆祝这场充满血腥的审判的本邦人，中间一列是那些命在旦夕、正待处决的俘虏。
壁画最上层的台阶上，国王雍容华丽，盛气凌人，右手持长矛、头戴羽冠、身着虎皮甲胄，威严无比；在他对面，左边一排站着四位贵族，他们头戴标志部落图腾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兽头盔，身披虎皮战袍和绣有象形文字的衣衫，还有玉佩、玉饰、羽毛工艺品挂满全身。台阶下正待处决的俘虏死囚，赤身裸体，跪在国王面前哭诉求饶，他们脚旁已有一个被砍下的头颅，另一个俘虏已全身瘫软，昏倒台阶上。死囚的痛苦绝望与王侯的趾高气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型精确生动，感人至深，展现了玛雅写实艺术的极深功力。
一个现代读者看了这些内容，难免要心惊肉跳并且感到不解：玛雅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些凶残恶劣的事呢？事实上，玛雅人并不见得是特别凶残，中国人的祖先也曾这样做过，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也有过这样的过去。我们尽可把问题放到人类的大背景上，看看血祭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否必要。 血，成了他们的文化激励机制！并不是他们的神灵偶像需要鲜血来增强能力，而是他们自己需要经常地目睹和参与血淋淋的事件。文化是一种隐喻象征的机制，作为文化的献祭仪式活动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杀人献神活动，除了隐含教人服从、敬畏、认同等意义之外，主要是教人敢于战斗、敢于死亡，甚至还象征性地让人宣泄杀人的欲望，获得替代的满足。
这跟现代人从暴力影片中获取感官刺激本质相同，正像现代人会模仿暴力片中的行为从而导致刑事案件增多那样，玛雅人从定期举行的人祭活动场景中也会学到不少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担忧的影视凶杀镜头，倒正是古玛雅人希望看到的。 说到社会内部紧张压力的宣泄，参与凶杀是一种办法。社会寻找一个“替罪羊”让群体一道“过一把瘾”。中国西南佤族就有让全体男子放纵凶杀一条活牛的仪式，大家一哄而上，在几分钟内把条活牛生吞活剥吃个干净；西方人熟知的“酒神节”原型也是疯狂的撕碎活牛，不过参与者换成是平日里受压抑的妇女。玛雅人给他们的“替罪羊”、“宣泄物”——活人牺牲——戴上尖顶头饰，这是多么明显的暗示。 玛雅人的血腥人祭还有更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把戴着尖顶头饰的活人绑住双手做靶子，姿势与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恰巧相同。
众人先围着牺牲跳舞，这个程序看来很有必要。舞蹈动作能够激发情绪，能够使人亢奋起来，人祭活动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先用弓箭射击牺牲的阴部，假如懂得一点儿精神分析学派的人类学理论，那就对其潜意识一目了然了。然后他们逐一向牺牲的胸部射箭，让每个人都经受一次血腥的训练。 所谓鲜血能使神灵获得强大生命力的说法，真是自欺欺人。究竟是谁想见一见鲜血，不是很清楚吗？ 玛雅人在其和平发展的古典时期黄金时代里，没有外部威胁，也就并不需要尚勇尚武。10世纪以后频繁的战事，才促使他们感觉到“嗜血”的必要，才使他们非要用血与火的洗礼来保证民族生存发展的竞争活力不可。
受玛雅文化影响很大的阿兹特克人，有一绝妙的事例。他们甚至与邻近部族专门缔约，定期重开战端，不为别的，只为了捕获俘虏用作人祭的牺牲。这真是形同儿戏！玛雅人的“儿戏”更加形式化，他们建造了许多“篮球场”，用球赛的胜负决出人祭牺牲的对象。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生命力的强旺。于是，血，成了主题词；红，成为主色调。当欧洲人初次见到这些印第安人时，竟把他们看成了红种人。虽说这些原属蒙古种的黄皮肤们在美洲的土地上偏得了太阳神之赐，但他们之所以被看成红种人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身体涂上了红颜料。那是血的象征。 对血红生命力的渴望，应该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中合理的追求，只要不是追求血腥本身。
截图来自梅尔．吉布森根据玛雅文明拍摄的电影《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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