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本身也会有相应的文化解释，但无法确定，因为仪式会带来更多更具体的规定，会制造语境。废弃仪式，形式的意义就容易被改写或重置，我们既无法进入特定的文化语境解释图像的功用，也无法讨论形态的文化成因，因为这涉及传统技艺及其地方性资源的调配。在仪式中，所有的形式都被纳入一个象征的符号指义系统，其功能是非日常化的。而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风易俗”，原来文化解读的底本丢失了，非日常化的功能体系被日常化了，非技艺性的表达意图也被技术化了。譬如，传统的民间仪式极易触发相对性的人伦直觉，即在传统人伦秩序结构内以关联性的直觉反映群体的道德哲学。现在，这种人伦直觉的反映还有多少？就是作为“礼”的仪式，多徒有程序而少有内涵。

　　保护民间仪式性的文化活动，并不是提倡全面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而是认为目前仪式性的缺失带来了民间艺术的“空洞”现象。强调仪式，似乎凸现了行为和程序的问题。仪式的过程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得以重新界定和控制，人在这空间中会面临身份的转换——仪式中的游艺性与这身份感的变化有关。如在节日、纪念日或特定的公共场所，人们进入其中会不自觉地转换意识场阈，重新定义自我，因为人在仪式中会产生身份的间隔，与日常世界背反，体验象征——那是一个特别划定时空，具有重新唤起的意义。我们不一定依靠仪式建立一套现实世界的说明机制，但我们可利用仪式强化民间艺术的生存功能。仪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保护不是固守。我们既能通过旧有的仪式重温传统，也能通过临时制度和自由约定，重新设定规则，另行进入，进一步提升现时社会文化规约的合法性，关注民俗艺术活动中仪式的当下性特征，不再追问仪式中种种设置是否符合前人的规范，为多元化的民间社会提供支持。我们很难体会前人的精神，我们只能就今人扮演“传统”，感受传统的召唤。旧有的文化约定可以改写，可以重新解释“规仪”，可以重新添置道具。当我们“装模作样”地进入仪式活动时，其实我们和“传统”重新签约，我们还会再寻找与传统精神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