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交给了我们。当我们拥有了文化自信，消除了文化偏见，不再偏激，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那些文化遗产，接受并包容那些民间仪式活动时，却发现民间仪式活动正失去它自身存在的活力。仪式内容的淡化，参与者“扮演”意识的增强，临时制度的产生，都促使民间仪式从原有的“精神”层面中走出，转换为文化“游戏”。特别是那些民族文化旅游地推出的民间仪式性活动，如何评说？也许我们保护下来的仅仅是“仪式”，丧失的是“精神”。

　　在民间文化中，艺术活动就融会在它的生存状态中，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历来的民间仪式都以艺术的“游乐”性质消解其沉重的内在道德，强化神秘感，调解人的精神状态。许多艺术门类就脱胎于人类的祭祀和巫祝活动，艺术形式的传承惯性远远超过了“精神”本身，故而“巫”的色彩渐淡而“艺”的形式愈显。人们善于遵从习俗，因为违背习俗是有压力和风险的，尤其在广大农村，习俗体现了那难以抹去的传统社会的文化制度。尽管如此，习俗中留下的还是形式，其精神变数最大。上世纪50年代，政府大力提倡“移风易俗”，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去除这一潜在的文化体制。表面上看，改变或移易的也是形式问题，自然涉及到仪式及其相关的道具，祭祀尤其避讳，实际上是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旧思想”，而保留下民俗活动中的各种娱乐形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社戏”——形式被利用了，精神被改装了，或者说利用旧有的文本形式而重新书写，再行说教；还有剪纸，也是一个被普遍利用的民间形式。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强调民间民俗美术的技艺性，“民间工艺”或“特种工艺”的概念浮现出来了，同时也就脱离了民间美术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剥离了原来的语境。没有了仪式，诸种样式均可成为独立观赏的标本。作为物化的形式得到高度的肯定，却无法避免非物质性的传统文化流失。我们看到民间艺人进入工厂，被组织起来，艺术不再是一门自由的职业。现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许多民间工艺厂面临着破产，民间手工艺失传，仅有的那些年老的艺人走出工厂，面对的不再是处于自然生态中的人们，不再是节庆、婚丧、祭祀等等与人生有关的习俗活动中相应的需求，不是乡间集市，而是旅游市场中的游客。固然民间艺术的游乐性质没有改变，民间艺术的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因为缺乏仪式，许多内涵无法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