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激烈的艺术家迅速发现了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的优越之处，它不需要借助过多的外在表现形式，身体的语言就是最有效的语言，因为身体的复杂涵义足以让作品本身具备充分的成立依据。这也正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策略带来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急于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刚刚走出封闭的中国，检验其价值的普遍性，满足其实现文化“霸权”的欲望。当时在中国尚没有合法地位的观念艺术，尤其是一些后来被频繁提及的行为艺术经典作品，能够为其提供验证。

    也就是说，早期的行为艺术，设置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假想敌，那就是主流话语系统。它们不需要确立具体指向的目标，而是针对抽象的、作为一个模糊整体的主流话语。批评家王南溟认为，偏重心理研究和潜意识，重视偶发性，是那个时代行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对潜意识的追问和对个体在偶发情境下的心理研究，突出了个体意识，其实是一种克服上帝话语的宏大叙事。

    但是旧有的话语霸权———艺术的和政治的，终究还是逐渐被打破了，社会语境在迅速变迁。这个时候，当代艺术不再以反抗者姿态为立足点，它应该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现实和公共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王南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语来形容———“提案”。艺术家感受公共领域的问题，用自己的作品表达感受和思考，甚至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社会的巨大转身，带来了艺术相应的转型。也就是说，原先作为假想敌的那个抽象、宏大的体系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零碎、纷乱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