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鹦鹉 1941年

    但这个马克思家庭并不长久，因为迪戈·里维拉——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被一群斯大林分子所攻击，他将自己开除了党，弗里达也因此退党。他继续画画工作与参加活动，她则照顾他。一位艺术家形容：迪戈和弗里达是墨西哥的一道精神上的风景线。弗里达结婚以来画的第一幅画是一位裸体的印第安女人。她一生总是穿着艳美的特旺纳服装(她的奶妈是印第安人)，她在日记中写道：“那种特旺纳服装创造了‘唯一的某个人的不存在的肖像’--她那缺席的自我。”随着岁月的流失，弗里达的衣着成了她对付孤独的解药。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里达犹如一个墨西哥彩色陶罐，一个有着漂亮边饰的容器，里面装满了糖果和惊喜，但注定是要被粉碎的。

    1932年，里维拉在美国成为“大西洋海岸最热门的人物”，弗里达是他最个性的陪衬。弗里达怀孕了，却在三个月后流产，不能再有孩子，弗里达画了她第一幅在金属板上画的画：血淋淋的《享利、福特医院》。弗里达的许多画都表达了她对生育的迷恋。里维拉是一位不忠的丈夫，但她即使恨他的时候也是崇拜他的，他们是狮子的结合，她了解他的需要，渐渐地将自己变成里维拉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支柱。随着她的病痛减退，她采取了某种画家的架势，既认真又不恭，以轻松的格调画了《底特律的橱窗》。弗里达思恋墨西哥，9月得知母亲患癌独自回国陪伴家人，10月返到里维拉身边创作了《我的出生》，底特律报采访她时，她已有相当的沉着与自信了。1933年，里维拉因画又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中，弗里达出席各种抗议集会，是丈夫忠诚的捍卫者。弗里达不喜欢美国，美国在她的眼里就像一个破旧的村庄，这也是她与里维拉的另一矛盾冲突，她用画讽刺美国，经过反复地争吵，终于在12月回到墨西哥。

    新家是一幢红房子和一幢蓝房子中间由一架天桥相连，隐喻了他们之间那种独立和相对的奇怪关系，有报道称这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存在于男人与女人的住房之间。此后的两年，弗里达“被生活谋杀”，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发生了暧昧关系，这件事将弗里达从可爱的妻子变成了更加复杂的女人，弗里达的痛苦难以名状，画下了《稍稍掐了几下》。她搬了出来，这是许多分居中的第一次。她想尽量忘记此事，但3年后的《一道开裂伤口的记忆》还能看出那种延续的影响。或许是为了平衡痛苦并且重拾自信，芙瑞达开始在两性恋情间漫长的征服与被征服道路上徜徉，她被迫学会了独立自主，当然她仍然在迪戈的轨道上闪耀和发光。1939年，两人离婚。然而仅仅一年后，这对彼此依然深爱对方的夫妻再度复合，弗里达说：我们是饥饿与食欲的结合。

    弗里达充盈机智，有点男孩气，又极具女人味，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宿命的认可。在此期间雕塑家诺古奇爱上了她，苏联的政治人物托洛茨基也爱上了她。法国诗人及散文家布雷顿形容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如在德国浪漫主义最辉煌的岁月里一样，是一位有着全部诱惑天赋的女人，一位熟悉天才们生活圈子的女人。”

    弗里达一生经历了大小32次手术和3次流产，最终瘫痪，依赖麻醉剂，但她从未停止绘画，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她画“如果我有翅膀，还要腿干什么呢。”弗里达曾对自己被列入超现实主义的殿堂感到惊奇，她拒绝这一标签。她的绘画中充满了现实的爱情和伤痛，“没有比这些绘画更女性化的艺术了，据此，为了尽可能地具有诱惑力，只能尽量交替地运用绝对的纯粹和绝对的邪恶。弗里达、卡洛的艺术是系在炸弹上的一根带子。”弗里达探索即时体验和现实感觉中的惊奇和谜团，这种直率与超现实主义的隐晦和省略恰成对照。她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但她说《水之赋予我》“它是消逝岁月的一个场景。她表明是与时间和孩提时的游戏及她生命中发生的悲惨事情相关。”弗里达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艺术。

    1953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最后一次画展上，弗里达告诉记者说，“我不是生病，我只是整个碎掉了，但是只要还能画画，我都会很开心”。一位评论家在《时代》周刊以一篇题为“墨西哥式的自传”的文章中写道：“要将她的生活与她的艺术分割开来是很困难的。她的画就是她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