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煤矿之前，在挖巷道和摄影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上，很难说宋朝更擅长哪一个，但他显然更喜欢后者。几年之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念摄影专业的研究生，又在北京、在所谓的摄影圈里生活了两年多，这个工龄7年的矿工仍然没有学会利索地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表达想法。曝光课程的考试对他来说是一件难事；谈到摄影，他的舌头仿佛打了结。一旦话题转到煤矿，他的情绪才会高涨起来，常常忍不住大笑。

    他怀念着那里的生活。这一点将他和同龄的艺术家清晰地区分开来。今时今日，探讨艺术和出身、故土甚至是社会、时代的关联，如果不用一种流行的彻底反讽的口气，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要冒着被人嘲笑是“土鳖”的危险。而宋朝正在着手的工作和对未来创作的设想，很大一部分仍然和煤矿、和他日渐远离的那个煤矿里的熟人社会有关。他侃侃而谈，话题最终还是要绕到煤矿上去——从矿工，到矿工家庭，到矿民，他的视野一点点扩大，基调却流连于亿万年才缓慢成形的煤炭和越来越快的挖掘速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匮乏的资源与中国发展速度之间的失衡。

    他讨论问题的方式甚至让人觉得，当初他选择了一台不能移动的沉重的相机，简直是他的艺术生涯和煤矿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

    当然，他也不得不考虑市场对他的创意的反应。《矿民》中的3张被瑞士一家摄影博物馆收藏。价格不贵，每张几百美元。随后的全球巡展对他的市场前景不无帮助，而且为他带来了一些短期工作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利好也仅限于此。收藏市场还没有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持久强烈的兴趣，至少在中国，资金眼下更喜欢追逐更“观念”或者更“历史”的作品，比如相对稀缺的“文革”照片。

    飘着，焦虑着

    我哥现在还在煤矿。他结婚了，有家了，又生了孩子。他对摄影也有兴趣，回去以后我们常聊，他挺想知道外面的事情。(有没有考虑过你哥哥也复制你出来的过程？)太难了，其实我已经很幸运、很吃力了。而且，出来也未必将来就能怎么着。我哥觉得他在煤矿有工作，有房子，有家，一切都挺正常的，如果那就是他想要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未知数，生活没有不可知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他想要的幸福。幸福本身没有标准，他不喜欢漂，可我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呆着。

    很多人替宋朝假设过这一情景：让他重新拍摄从前的工友，能否拍出2002年的味道？他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信心。为此，失落清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对宋朝来说，北京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宽阔平台和机会，他的问题在于时间和精力被短期合约、学院课程和各种活动切割成碎片。拍摄《矿工》时那种自由的工作状态已经不复存在。离开煤矿后，他还没有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里做出一个完整的东西来。

    那个让他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的沃尔玛式的全球艺术品供销市场，并没有为他做任何停顿，相反更加迅速地推出了更多更年轻的艺术家。这些20刚出头的年轻人像几年前的宋朝一样兴奋，充满渴望。市场亢奋的新陈代谢让年轻的宋朝自觉正在飞速衰老；他还不到30岁，周围更年轻的面孔却让他像一个压力重重的中年人。

    他愈加迫切地想拿出新作品。市场给他种种诱惑，同时残酷地提醒他，忘记一个年轻人比让他出名更容易。然而，他不能拒绝那些短期的拍摄工作，尽管他有时候并不怎么喜欢。它们每次能给他带来几千块钱的收入。他放不下，也不舍得放下；他需要这些收入来支付学费和日常的开销。

    北京解放了他的视线。摄影曾经是他主导生活的唯一可能性，他必须不顾一切地把握它，现在他认为，摄影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不可能一辈子按照一种方式拍摄，我觉得那挺傻的”，宋朝说，“如果能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话，用不用摄影无所谓，用Video，用装置都可以。”

    “关键在于表达我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并且提出我的问题。”如果不是来到北京，他不可能产生这种大胆的念头；事情当然都矛盾着。和2002年相比，他对自己掌控影像的能力更有信心，但不是每天凌晨4点钻进巷道，他怎么可能拍出《矿工》来？不管他怎样真诚地怀念着鲍店煤矿，他也不可能再回到2002年前的单纯生活。他比那时候更加焦虑未来的生活。和所有“北漂”一样，未来难以预计、难以猜测、难以把握——这一点和他面前的市场一样。

    为了减轻生活的不确定性，他选择了上学。之后的事情，“我想应该不会‘死’那么快吧？”在北影的集体宿舍里，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