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爱好者的作为

    真正的爱好者常常会做出一些了不得的事情。1990年代初，每逢学校放假，鲍店煤矿子弟学校的宋老师就把两个年幼的侄子留在学校里，自己出发到全国各地采风。两个孩子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叔父对摄影的热爱给两个孩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宋老师的旅行不像那些有钱而且有闲的摄影爱好者那样轻松，为了省钱，他为旅途准备的食物常常是一大包煎饼。宋老师寒酸的行囊和与寒酸对应的热情，在今天大概会惹来嘲笑，15年前这样的游历却是一种壮举。

    宋老师几乎是15年前我们身边常见的一类摄影爱好者的缩影。尽管摄影作为一种爱好相对昂贵，而且许多专家认为他们大多缺乏必要的视觉艺术的素养和训练，但摄影在中国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业余摄影师将走乡串县的创作活动命名为“采风”：这个词在中国语言中有特殊的意义，古代专指政府机构采集民歌的活动，1949年之后用来指“艺术工作者”以游历的方式体验生活和了解现实——总带有一点较高阶层深入民间的味道。摄影师胸前挂着的照相机是稀罕的物件；他们的采风因此看似有几分浪漫情调。宋老师从远方归来之后，就发动两个侄子为自己打下手，配制显影液、定影液一干药水，在自家的小暗房里冲印胶卷。

    来自遥远外地的风光和人物并不仅仅到宋老师的暗房为止。在煤矿正月十五举行的灯会上，它们被宋老师展览出来。观看者的赞赏大大增进了宋老师在煤矿上的声名和口碑。这种高昂的劲头不是每个爱好者都有的，宋老师这“一股劲”，自然是一个家族性的伏笔。他对爱好的严肃态度至今还鼓舞着宋朝。“北京来的黑明老师”走了，22岁的宋朝在天赐良机的刺激下，投入了兴奋的创作，用一台老旧的俄国产相机拍摄了一堆胶卷后，他自己冲印成照片，忐忑地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将有生以来的第一组作品送给黑明过目。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经历。黑明不得不告诉宋朝，无论构图还是光线、影调，都与他的预想相去甚远，还有些照片甚至是虚的。第二天，宋朝心情败坏地坐上了回山东的火车，送行的黑明说，要不回去换一台相机试试？——此情此景，这话或许是一种安慰，却把年轻的宋朝从自我否定的沮丧情绪中解放了出来。一个星期之后，他携带2万元巨款，再次出现在北京。关于相机器材，宋朝了解得不多，但目的却明确之极：要买能拍出“最清晰”照片的相机。最后，他买下一台庞大的座机，使用4×5底片，拍摄时需要固定在地上，拍摄者头蒙黑布，操作手法既复杂又古典——类似的情形，相信很多人在电影(也仅仅在电影，比如《黄飞鸿》)中看到过。当然，照片的效果让他心满意足。“清晰度真是高啊”，几年后，宋朝带着自嘲的口气回忆自己的兴奋心情，“眼毛一根一根的”。

    不久之后，黑明接到了从山东快递过来的照片。这是新机器的第一批产品。照片数量不多，宋朝急于了解到他的看法。

    在山东的等待陷入了提心吊胆和患得患失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宋朝已经竭尽了全力。凌晨4点，他和其他工人坐罐笼车深入地下，中午12点，带着满脸满身黑尘回到地面；如果是晴天，宋朝的朋友提前在井口准备好拍照设备，一到地面，他立即开始拍摄和他一起坐罐笼车上来的工人。他在摄影上的投入已经达到1万多块钱，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开销，而只是为了一个根本不能确定的未来。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他的渴望相比微不足道，如果照片仍然不能被接受，宋朝会立刻陷入绝望。然而，好运这时候光临到头上。他的照片打动了从业多年的黑明。

    命运的分水岭

    鲍店煤矿矿工的肖像照片成了宋朝命运的分水岭。2002年，在鲍店煤矿结识黑明整整一年之后，后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矿工》在北京展出，随后被推荐给国际策展人。

    这组照片从此坐上了命运的过山车。它们在2003年7月的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展出。宋朝被邀请到法国去，行程前后10天。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当然也是第一次出国。

    《矿工》以炫目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自己。在法国的10天里，宋朝被媒体所包围。他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矿工，还是一个摄影师？

    宋朝被眼前完全陌生的一切弄懵了。

    所有的环节都在23岁的矿工的掌握之外。国际摄影节、策展人和艺术收藏市场的圈子不光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整个中国摄影界来说，也少有人能够深知其间奥妙。这个生态当然充满了名利场特有的浮华；看上去很美——至少对很多急于获得国际市场的资金和好评的年轻人来说是如此。它似乎无所不能，一夜之间就改变一个新人的命运；有一度，很多年轻人在创作之余用能够想象的一切方式接近这个圈子，成功者有多少，大概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