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妇肖像》（油画），佚名，（瑞士）赖色夫妇藏

    对于很多人来说，外销画还是个相对陌生的名词，所谓的中国外销画，通常具备两个要素：一、由中国画师绘制而专供输出国外市场，通常是销往欧洲，后也及于美国；二、在绘制时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绘画的技法，包括透视法、色彩晕染、形式和材料。显然，这种外销画既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画，一般说来又不同于地道的西洋画，尽管其中有些画已经洋味十足。

    外销画的兴起

    早在外销画兴起以前的一二百年，西方的绘画作品已经传入中国。目前可知的最早的例子是明万历九年（1581年）和万历十一年（1583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带到中国的天主像和圣母像。利玛窦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携带西画来华，并且其中一些人更因为熟练掌握西画技法而进入中国宫廷，成为御用画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他在康熙末年来到中国，侍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特别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供职于宫廷的传教士画家的西画技法直接影响了宫廷内的中国画家，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西方的透视法和细微的明暗对比。同时，传教士画家自己的绘画作品也不再是纯粹的西方风格，他们有意识地削弱了西画的明暗对比、高光对比和焦点透视等技法，掺入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以细致的渲染避免笔触的暴露，用皴擦取代阴影的涂染，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

    然而，中国宫廷聘用的西洋画师作画不过是为了给皇家气派增添一点新奇色彩，西画的发展完全被约束在宫廷之内，无法自由向外传播。与宫廷西洋画相比，清代广州外销画则是根据民间的商业要求而发展，向外传播（从广州传到香港、上海等地），其影响远比宫廷西洋画要深远。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贸易区。在十三行地区出现了专门模仿西方绘画技法、风格，绘制外销画的职业画家。他们的创作涉及西方各种绘画形式，如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玻璃画等。由于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受到了外国来华人士的欢迎。

    外销画的发展：画家和画室

    既然外销画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绘画，那么中国的外销画家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西洋绘画的呢？第一种途径是出洋留学。最有名的例子是史贝霖（Spolilum）。他是广州早期外销画家中最为出色的。其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于1775年至1810年间。有学者认为，史贝霖即是活动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油画家关作霖，在广东地方志《南海县志》中有关于关作霖的记载。另一种观点指出：记载中提到关作霖在嘉庆中期（1810年前后）的广州设立了自己的画室，而史贝霖最晚的作品则出现在1805年至1806年间。如此说来，史贝霖和关作霖的身份是无法重叠的。抛开对史贝霖和关作霖身份的考证，我们来看两幅题名为史贝霖的作品。

    《乔治.华盛顿》是史贝霖根据美国画家约翰?特鲁布尔所绘油画的彩色铜版画复制而成的。无论是细节、比例、透视，还是整体的色彩效果都十分逼真，可见中国外销画家掌握西洋绘画技法的纯熟程度。除了复制西洋油画作品外，史贝霖也自己创作写生。《广州法庭内景》描绘了中国地方官员在广州开庭审讯英国“海王星号”水手的场景，事件的背景是：英国“海王星号”商船的水手酗酒打死一名中国人，中国官方对其控罪审讯。法庭设在十三行的商馆中，画家采用强烈的光影对比，造成舞台般的戏剧效果。画面中出现了几百人，烘托出审讯场面的庄重威严。

    跟随来华的西方画家学画，这是第二种途径，也是外销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主要途径。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叶，许多职业或业余的西方画家曾到过中国沿海和广州口岸，在中国居留期间，他们创作了不少中国风景和人物的写生作品，不少作品后来直接成为外销画家临摹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