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工

    "保护民间仪式性的文化活动，并不是提倡全面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而是认为目前仪式性的缺失带来了民间艺术的“空洞”现象。"

民间文化活动通常都具有特定的仪式。民间民俗艺术中的仪式性活动，往往都是约定俗成的，即遵循生活中长期被沿用的某种惯例，设定程序、规范行为并使用道具。在民间社会中，仪式活动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态”的，既被制度本身所约定，又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

　　民间仪式的涉及面很广，与仪式相关的艺术活动十分丰富，如戏曲表演、戏曲音乐、面具、装扮、纸扎、雕刻，甚至是祭祀、卜卦、跳神等巫祝活动或与之有关的体育竞技活动。仪式注重的不是最终产品或使用者的物品，而是整体过程和场面设置，表现出内在的观念和某种基于习俗的意义假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在精神上的交流。许多时候，祭祀和巫祝会是民间仪式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其他的文化产品或物品都成为“道具”。通过仪式，人们将各类文化产品或民间艺术品置放在一个生动活泼的文化情境或一个文化流程中加以阐释。这个“文化情境”和“文化流程”就是仪式活动的具体展开，而所谓的“文化阐释”，就是以人的立场对“天”对“神”的发问并自我解答。天人之际、人与鬼神之间的交往，需要通过仪式中介，而仪式则成为人们提升自我品格、追问道德的途径。其实，仪式也是一个交换的程序。

　　仪式的参加者通常是某个社会群体，可以是某个族群的一个村落、一个家族，也可以是一个家庭或临时集约的社众。家庭、里社与会众，是仪式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民间仪式的约法对象。民间仪式是依靠“规仪”而传承的文化存在，通常约束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仪式中，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被某种散布着的意识所笼罩，被某种超个人的集体意志所统摄，甚至自我也成为了仪式中的某种道具。一般而言，民间仪式都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特性。因此，民间仪式的当下性存在就出现问题：第一，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许多民间仪式都成为“封建迷信活动”而被禁止，这种“政策性”的指导思想至今在不少地区还有影响；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迅速推进的社会现代化运动所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大量的农民离开乡土社会而置身于都市文明，民间的传统信仰和文化观念渐趋淡薄，许多民间仪式面临着自然遗弃或自我丢失的状况；第三，民间仪式赖以存在的两个最基本条件——仪式制度和文化道具，不是被废除，就是被改写或重置。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改写或重置”——那是文化传承中的必然现象，而在于如何“改写或重置”，这才是我们今天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题，也是我们关注仪式的当下问题。

　　历史将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交给了我们。当我们拥有了文化自信，消除了文化偏见，不再偏激，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那些文化遗产，接受并包容那些民间仪式活动时，却发现民间仪式活动正失去它自身存在的活力。仪式内容的淡化，参与者“扮演”意识的增强，临时制度的产生，都促使民间仪式从原有的“精神”层面中走出，转换为文化“游戏”。特别是那些民族文化旅游地推出的民间仪式性活动，如何评说？也许我们保护下来的仅仅是“仪式”，丧失的是“精神”。

　　在民间文化中，艺术活动就融会在它的生存状态中，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历来的民间仪式都以艺术的“游乐”性质消解其沉重的内在道德，强化神秘感，调解人的精神状态。许多艺术门类就脱胎于人类的祭祀和巫祝活动，艺术形式的传承惯性远远超过了“精神”本身，故而“巫”的色彩渐淡而“艺”的形式愈显。人们善于遵从习俗，因为违背习俗是有压力和风险的，尤其在广大农村，习俗体现了那难以抹去的传统社会的文化制度。尽管如此，习俗中留下的还是形式，其精神变数最大。上世纪50年代，政府大力提倡“移风易俗”，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去除这一潜在的文化体制。表面上看，改变或移易的也是形式问题，自然涉及到仪式及其相关的道具，祭祀尤其避讳，实际上是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旧思想”，而保留下民俗活动中的各种娱乐形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社戏”——形式被利用了，精神被改装了，或者说利用旧有的文本形式而重新书写，再行说教；还有剪纸，也是一个被普遍利用的民间形式。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强调民间民俗美术的技艺性，“民间工艺”或“特种工艺”的概念浮现出来了，同时也就脱离了民间美术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剥离了原来的语境。没有了仪式，诸种样式均可成为独立观赏的标本。作为物化的形式得到高度的肯定，却无法避免非物质性的传统文化流失。我们看到民间艺人进入工厂，被组织起来，艺术不再是一门自由的职业。现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许多民间工艺厂面临着破产，民间手工艺失传，仅有的那些年老的艺人走出工厂，面对的不再是处于自然生态中的人们，不再是节庆、婚丧、祭祀等等与人生有关的习俗活动中相应的需求，不是乡间集市，而是旅游市场中的游客。固然民间艺术的游乐性质没有改变，民间艺术的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因为缺乏仪式，许多内涵无法解读。

　　形式本身也会有相应的文化解释，但无法确定，因为仪式会带来更多更具体的规定，会制造语境。废弃仪式，形式的意义就容易被改写或重置，我们既无法进入特定的文化语境解释图像的功用，也无法讨论形态的文化成因，因为这涉及传统技艺及其地方性资源的调配。在仪式中，所有的形式都被纳入一个象征的符号指义系统，其功能是非日常化的。而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风易俗”，原来文化解读的底本丢失了，非日常化的功能体系被日常化了，非技艺性的表达意图也被技术化了。譬如，传统的民间仪式极易触发相对性的人伦直觉，即在传统人伦秩序结构内以关联性的直觉反映群体的道德哲学。现在，这种人伦直觉的反映还有多少？就是作为“礼”的仪式，多徒有程序而少有内涵。

　　保护民间仪式性的文化活动，并不是提倡全面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而是认为目前仪式性的缺失带来了民间艺术的“空洞”现象。强调仪式，似乎凸现了行为和程序的问题。仪式的过程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得以重新界定和控制，人在这空间中会面临身份的转换——仪式中的游艺性与这身份感的变化有关。如在节日、纪念日或特定的公共场所，人们进入其中会不自觉地转换意识场阈，重新定义自我，因为人在仪式中会产生身份的间隔，与日常世界背反，体验象征——那是一个特别划定时空，具有重新唤起的意义。我们不一定依靠仪式建立一套现实世界的说明机制，但我们可利用仪式强化民间艺术的生存功能。仪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保护不是固守。我们既能通过旧有的仪式重温传统，也能通过临时制度和自由约定，重新设定规则，另行进入，进一步提升现时社会文化规约的合法性，关注民俗艺术活动中仪式的当下性特征，不再追问仪式中种种设置是否符合前人的规范，为多元化的民间社会提供支持。我们很难体会前人的精神，我们只能就今人扮演“传统”，感受传统的召唤。旧有的文化约定可以改写，可以重新解释“规仪”，可以重新添置道具。当我们“装模作样”地进入仪式活动时，其实我们和“传统”重新签约，我们还会再寻找与传统精神的联系。

　　因此，建立临时制度，重视文化传承中“自由约定”的作用，在整理和保护民间仪式的文化活动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至于将民间仪式也沦为一个大的活动着的文化道具。

　　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