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之三，是瑞本人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根本无法工作。再如此下去，她与女儿的生活都会成为问题，又怎可能到外国去谋生？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便她陷入了强迫症状之中，以“洗涤者”的行为方式，企图穷源竟委，把自己的命运弄个水落石出。

    她紧张、焦虑、惊恐，却又不愿正视这些困境，以“将来要去外国落户”来掩饰直觉预感到的尴尬。但是，空洞的婚姻外壳是不能使她摆脱困境的，她无力无钱，连行动都不方便，又怎能去外国。

    我对瑞直述了她的境遇，她并没有表示反对。也许她对这一切早已一目了然的，只是隐去不说而已。

    我以为，如果她果真觉得这场婚姻是不合适的，不如名正言顺地依法了结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唯有正式离婚，她与女儿的合法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而像她原来的所为:既要婚姻的名分与权利，却不愿尽妻子的义务与责任，就会陷入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