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在今天的生活大合奏里只是一个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弱音，等几十年后，人们吃饱了，也许才可能想起艺术。”他有些激动，说这话时流露出残存的激情。

    我又说：“是我们在放弃艺术，放弃文化。当固有的文化经济结构受到时代的冲击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心理来承受。盛唐使诗歌登峰造极，魏晋也出了“三曹”、“七贤”，旧俄罗斯时期出现的作家也如巨星一样灿烂。也许那些古人也曾抱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行动，他们没有被时代所局限。我们为什么就指望深圳与众不同，希望它承载我们不同的梦想和各式的需求，为什么我们不去反省自己？”

    也许我的话激到了汪洋的要害处，他长久地说不出话来。

    那一夜，我们讨论社会、人生和爱，后来分歧越来越大。最后不欢而散，各自回到了住处。第二天，我给汪洋打电话，没人接。晚上，我去了他那里，房东告诉我汪洋昨天晚上回老家了，让我帮他收拾一下余下的那些物件，能用的则用，不能用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