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他的人对此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男科学家”认为，病人之所以会“捏造”这些性创伤事件，主要是弗洛伊德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催眠或自由联想中，一再“暗示”或“诱导”病人说出这类的告白，病人或者怯于他的权威，或者为了迎合他，才言不由衷地说出“性的谎言”。因此，弗洛伊德不仅在愚弄病人，也在愚弄自己，所谓“潜意识”或“精神分析”，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非科学。

    “女性主义者”则说，那些病人(以女病人为主)所说的性创伤事件其实都是真的，弗洛伊德后来改口说它们可能是假的，其实是为了“替男人脱罪”。因为诱惑、骚扰这些无辜女孩的都是丑陋的男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为了避免“丑化”男人，所以才说那不是“真”的。

    弗洛伊德的辩解及上述两种攻击论调，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证明”病人主观陈述之真伪?或者，它们根本就是难以“证明”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我们确实难以验证病人说法的真伪。在这个档案里，好像有A医师这个“人证”，但我们又如何验证A医师的“回溯性记忆”有无虚假、扭曲的成分?面对一桩变态心理档案，就像面对一个棘手的案件，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由心证”。但医师不是“法官”，他要做的也不是“法官”该做的事；而对于你我来说，当然更非如此。对于这样的档案，甚至说这样的“故事”，我们要付出的并非“科学的质疑”，而是“同情的了解”。当弗洛伊德将精神医学带离唯物的医学模式时，就已预示了这种后果，但也使我们更接近活生生的人生——“半是真实半是诗”的尘世。

    在芸芸众生中，这“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事。天下事无奇不有，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事实?

    文章摘自《变态心理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