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家庭琐事，凌风有点难为情。他说自己越想越不对劲，觉得自己的确找错了人生的另一半，与红藻的口角多了起来，两人开始闹离婚。

    我坚信自己的能力，不想在经济上跟红藻计较，表示自己只要一套房子，孩子由我抚养，其他财产都留给红藻。可她还是不干，把话讲得很难听，说宁愿把我“阉割”了，也不让别的女人沾边。她还跑到我公司去哭闹。不仅同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老总也大为不满，找我谈话，让我先把夫妻关系处理好，暂时不调我去一个重要职位。我们单位对个人婚姻问题看得很重，我要是处理不好，只怕前途不保。

    我对她彻底灰了心。但想想她毕竟是孩子的亲妈，这个家不能散。她见我低头，又变本加厉地逼着我给她姐姐写欠条，50万元一张，足足写了十几张。她说日后我若提出离婚，就得按欠条上的数目还钱。我明知这事荒唐，却半点都笑不出来。

    2000年，红藻的姐夫，也就是我们的介绍人得了急病，起初住在当地的县医院里。我向医生咨询，知道病情很凶险。我素来有点侠义心肠，就想方设法安排他住进了上海的好医院。他手术后大出血，医院发了好几张病危通知书，他妻子不敢签字，主治医生也认为救不活了。只有我一个人坚持“死马当活马医”，两个月后病情终于好转，医生赞叹我这个连襟太讲情义了。

    红藻姐夫的病一治就是四年，这期间她的娘家人走马灯般在我家吃住。本来我把母亲接到上海想让她享几年清福。可家里太小，我不好意思赶红藻娘家人走，只好很不情愿地把母亲送回老家。让我寒心的是，他们那么多人竟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一句，觉得七十多岁的老人给他们腾地方天经地义。

    凌风的眼圈突然红了，哽咽起来：“母亲有点老年痴呆，我花钱请人给她做饭，谁知有天她半夜跑了出去，被车撞了。我赶到医院，内疚得不得了，如果母亲在我身边，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母亲两个月后去世了。这时又发生了两件让我非常感慨的事。第一，无论是住院期间，还是在母亲的葬礼上，大姨子一家竟无人露面。我想不通，为了她丈夫的病，我苦苦替他们家挑了四年大梁，难道他们这么不念情义么？再有，母亲去世后留下一张4000元的存单，我知道那是我逢年过节给她的零花钱，以及老人养鸡养鸭、省吃俭用存下的积蓄啊。老人尸骨未寒，红藻却拿着她的身份证到银行把钱提出来装进自己的腰包。我让她把钱拿出来，想交给尚未娶妻的弟弟，她却眼睛一瞪：“关你什么事？他要是成了家，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还不得你来负担？”我心里那个气啊，作为儿媳，你从未在老人膝下尽孝，母亲为我着想，从没指责过你，揣着老人家一辈子的血汗钱，你怎能这么心安理得？